从一则爱情故事看当今人的心理问题

 

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个爱情故事《什么叫做爱，看完眼里潮湿了！》，说的是一对深爱的恋人因为上一辈在文革中的恩怨而无法成为夫妻，男孩为满足父亲临死前时的愿望而被迫娶了另一女子为妻，女孩则一直未嫁。女方后来成为亿万富豪，男的却穷困潦倒，临死时昏迷中呼唤那个女孩的名字，男孩的妻子便把男孩之前的那个恋人叫来。女孩去到了解情况后，哭得一塌糊涂……

这故事看起来很感人，但是仔细琢磨，就觉得有问题。如果这故事是真实的，那么这两人的心理都有问题。

女孩为什么之前不去看看男孩、了解一下近况？就只当作老同学，装作是出差顺便看望一下，有什么不可以？难道做不成恋人、夫妻，就连朋友都不能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她如果实在不方便亲自去，也可以委托其他同学好友去。干嘛要做得老死不相往来那么绝？如果她平时有去探望他或通过他人了解他的情况，就可以早一点帮助他，帮助并不是施舍，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机会、条件让他发挥自己的能力取得成功，至少不要生活得那么艰难。

男孩为什么不去找那女孩请求帮助？恐怕还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其实，既然那女孩那么深爱着他，说明他是有可爱之处的，而男人的可爱之处更多的是体现在能力上，她总不会对一个徒有其表的呆子爱得那么死去活来吧？毕竟他是大学毕业，至少他还写得一手好诗嘛。他之所以过得不好，当然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合理，限制、阻碍了他的能力的发挥，那么他可以去找那个女孩，借她的一点力使自己的能力较好地发挥出来，既使自己生活得好一些，也能对社会有益，甚至可能对那个女孩的事业有所帮助，凭自己的能力去做对自己和社会、他人有益的事，这没什么丢脸的。除非他完全没有能力、没有自信，那么他有那么值得她爱得死去活来的吗？那么她对他只需有对弱者的同情，对这个社会没能给弱者提供保障感到失望、不满。

这样的悲剧故事，只有在中国这种畸形社会里才会发生。 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不仅剥夺、损害了人们的物质利益，也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心理、道德、精神，并使得人们不善于用恰当的方式处理事情，很多人则麻木不仁，稍有良心的人也只知道傻乎乎地感动。

如果不能从悲剧中反省找到悲剧的根源，那就无法避免悲剧的重演。感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谈艺术的标准问题

我认为，艺术只有方法，没有标准。艺术不是科学，不可能拿着尺子去量一个艺术作品是否符合标准。

学习艺术创作，只是学一些创作方法，而不是学什么判定艺术的标准，而方法其实并不限于书本上的那些。事实上人类一直都在不断地发掘新的方法。你把现代自由诗拿给李白、杜甫看，他们肯定说不是个玩意，但现代人却认为是艺术，这说明什么？说明艺术本来就没有标准，它是以一定数量的人的认同为条件的。前些年那些正统艺术家们都把通俗歌曲视为垃圾，现在通俗歌曲也上大雅之堂了。一些所谓正统艺术家总是自以为权威，拿着他们学的方法当成准则，去判定作品，对于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的东西就视为低劣的，这其实是怕别人别人抢了他的饭碗，动摇了自己的权威地位，这种人往往都难有什么创新，难创作出真正好的作品，充其量也只是模仿。当初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刚问世的时候，很多人都批评、鄙视，后来他却成就了一种流派，成为世界顶级艺术大师。教条主义只不过是专家们的护身符，是不自信的表现。

曾经有一位专业音乐人说我谱曲的歌曲《是时候了》把“的”放在句尾不好，尤其是放在音调较高的地方更不好，然而他却忘了，齐秦的歌曲《狼》恰恰是把“的”放在句尾，并且是最高音处，反倒体现了一种苍凉，同时也与狼的嚎叫声极为神似。事实上，《是时候了》是当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朱虞夫的诗作，他因为这首诗被判了七年牢，现在还在监狱里，我不可能擅自改动他的作品，只能是尊重原作，我在作曲时那样处理，我认为算是最佳的了。当然，一般来说，最好是不要这样做，但却不是绝对的，也要看具体情况，有些情况就只能这样做，有些情况甚至是这样做反而更好。

又比如说歌曲拗口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说国语的人，所有的粤语歌都是拗口的，更不要说外语歌了。

如果要说艺术有标准，那就是美，美是什么？古希腊的美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美就是和谐。而和谐其实是相对的。

中国古人讲究绝对和谐，于是把音阶中的4、7这两个不和谐音排除掉了，搞成五声音阶，使得中国音乐的发展受到了局限。而西方人则善于地运用4、7这两个不和谐音，结果创作出很多丰富多彩的作品。

艺术应该由大众来判定，如果一个艺术作品大众不能接受，那也只能束之高阁、自娱自乐。对于那些大众都认同的东西，专家硬要说它不符合艺术标准，那只能是自找没趣。

象中共那样用政治标准去衡量艺术作品，更是荒谬。

《我系香港一份子》歌曲视频（配字幕）

我是香港一份子（歌曲视频）

http://youtu.be/98GKP7UB3Kg

热烈庆祝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地址改为：刘晓波路1号

公民：喂，外交部吗？请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什么位置？
外交部：你问这个干什么？
公民：去办事啊
外交部：在……在……华盛顿刘…刘…晓…波路1号。
公民：什么？你说清楚点啊，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啊
外交部：在刘晓波路1号！
公民：哦，刘晓波路。你确定吗？你走过那条路吗？
外交部：当然走过，不过那时不叫这个名字。
公民：哦，那为什么要改名叫刘晓波路呢？
外交部：我哪知道？你还有什么事？
公民：刘晓波好像还被你们关着吧？
外交部：我不知道，你去问公安部吧。
公民：可是人家用一个被你们关着的囚犯的名字为你们大使馆前面的路命名，你们也不抗议一下？
外交部：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公民：可是美国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你们也不抗议吗？你们外交部不是专门负责抗议的吗？别国做坏事你们不管，你们做了坏事不是也不想让别人管吗？ 
外交部：嘟嘟嘟……

为了后代们不再受伤害

2001年的时候，我六十多岁的父亲感觉腰椎很痛，几乎直不起腰来。在番禺的医院照彩色CT、做核磁共振等检测后，医生都说是骨癌，又通过熟人转到广州市里的一家医院，据说那家医院在这方面是很权威的，那个熟人跟院长关系很好。在那里又做了一通检测，在三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医生的共同诊断下，仍然确定为骨癌，并且说是晚期，说如果不做手术，就只能维持三个月，如果做手术，也可能只能延长生命半年，而做手术还有可能当场就死掉，尽管这种概率很低，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当然，手术费及其他各种费用是不菲的。医生要我们做决定。听他们那意思，好像做手术意义不大，还不如不做。这表面上是为病人和家属着想，但实际上还有另外的原因。因为我们是通过院长的关系进来的，他们怕万一有什么差池得罪了院长，能不做最好不做，反正像他们那种医院尤其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根本就不担心没手术做。而且他们也不好收我们的红包。后来的事实恰恰应验了他们的担心。

当时我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我妹妹的情况稍好一些。但钱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医生说的手术后果让人左右为难。按说不做手术的选择稍好一点，但却总让人觉得没尽力，有不孝之嫌。当时我父亲都已经察觉到了（这也许怪我们太不会表演了），说不做手术了，坚持要回家。那时我们兄妹俩真是经历了最痛苦的心理煎熬。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做手术。

临做手术前，医护人员拿着手术责任书要我签字，我看着那责任书上的那些条款，几乎都是为医院推卸责任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你们难道没有一个手术方案给我们的吗？”医生说：我们已经研究过手术方案了，我们都很清楚了，不需要再把它写出来，再说给你看你也看不懂啊，何况这也涉及一个技术秘密的问题，而且你到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心里想，我是看不懂，但是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看得懂啊，你不给我一个证据，万一出了医疗事故，我拿什么去打官司啊？其实我倒并不是真的是为自己打官司考虑，我主要是对这种现象不满，觉得这不合理。但是由于是熟人介绍进这家医院的，我不便坚持，那样好像我故意刁难他们似的，谁敢在手术前得罪医生啊？何况这会儿都准备得差不多了，难道我说不做手术了？难道还临时转院？这对父亲的心理也会有很大不良影响啊。何况她说的也是事实，各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只好很不情愿地签了字。

手术时，我们在手术室外心情沉重地等着。其实我并不担心手术的成功与否，我当时还是比较相信他们的水平的。我们心情沉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即使手术成功也只能延长生命半年”这个令人悲观的结论。

过了没多久，医生出来了，我先是一惊，以为出现糟糕的意外情况了，否则医生不可能这么快就出来，之前就说了最少也得大半天时间。但是看到医生那个表情，虽然怪怪的，却不像是发生了糟糕的情况，一问，医生说：看样子不是癌症，初步判断是骨结核，但还要进一步检验，现在护士送样品去检验，如果真是骨结核，那倒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是喜出望外，一方面，在我们的认知里面，癌症是最可怕的，既然不是癌症，那当然就好多了，另一方面，对骨结核我也略知一点，因为我母亲以前也得过。结核类病在目前已经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确定是骨结核。于是我们揪着的心彻底放下了。高兴之余，我又觉得很不是滋味，那么多次最先进的检测手段检测，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的诊断，居然把一个骨结核诊断成了骨癌晚期！尤其令我们感到后怕同时又庆幸的是，幸亏我们决定了给父亲做手术，否则就把父亲给害了，因为父亲的骨结核也是很严重的了，如果不做手术，发展下去那也是会要命的，那就真的是等死了，虽然可能不是之前医生说的三个月，但也不会很久。而且，那样死了，还不知道真相，还真的以为就是癌症呢，顶多只是觉得医生在时间的判断上有误差。有多少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死掉了呢？

既然判定了是骨结核了，当然就按骨结核进行手术、治疗了。医生说骨结核很容易治疗，他们医院也能做。这会儿也不可能转院啊，人在里面开着口子等着呢。过了一会，医生又出来跟我们说，由于父亲的腰椎骨烂得很厉害，必须要打四根钢钉，一颗钢钉就要七千元钱。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行情，无从了解，完全凭他们说，他就是说七万元一颗我们也没办法。我说你能不能拿个样品给我们看看？他说不行，这东西在库房里存放着，不能随便拿出来，只有你们决定了要，签了字，我们才能去取货。问他们要图片都没有！可是父亲就躺在里面，背后划开一个大口子，在等着我的决定，我能怎样？

手术后过了几天拆了线，医生说可以回家静养，于是我们就接父亲回家了。然而，没过两天，我竟然发现父亲的手术刀口上穿了一个一厘米大小的孔，都可以看见里面的骨头！于是赶紧又送去那家医院。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作了一下处理，又开了些药，让我们回去了。过了两天，我发现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那孔更扩大了。我彻底对那家医院失望了。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我在去那家医院的路上好像看到过一个楼房挂着“结核病研究所”的牌子，想必那里也可以治疗吧，如果可以治疗，肯定要比那家医院强，毕竟是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再说到了这地步，也只有去那里试一试了。于是就送父亲去到那个结核病研究所。那里的医生一看父亲的病历上开的药，就说那些药根本不对，于是另外开了一些药，至于还做了什么处理，我现在忘了，总之没费什么功夫，花的钱也不多。第二天就见效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彻底愈合了，直到现在十多年了都没再复发。

我后来想，那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想必应该不是象方鸿渐那样的冒牌货吧？毕竟外科手术这行当不是可以随便混饭吃的。美国的医疗水平和教学质量应该是没得说的，他们能拿到博士文凭，应该是达到了那个水平的。想必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否则不可能拿到博士文凭啊。而且也从来没听说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美国要是发生这样的事，那肯定得闹翻天了，官司打得惊天动地，钱赔得一塌糊涂，媒体（尤其是CCTV）报道得不亦乐乎。那么，为什么这三个博士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就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呢？这不是制度的原因是什么？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我这还是熟人找到院长给安排的呢，那熟人是个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跟院长很有交情的。要是没有关系的普通人、穷苦人，又会是怎样呢？

也正因为有那层关系，我们也不好去医院找他们理论，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好在父亲终归是病治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但那种心理上的折磨、压抑，久久难忘，难以释怀。

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我就对医疗行业的人有仇恨、有成见。医疗行业的不合理现象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中国哪个行业、领域不黑？正如王朔说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互害型社会，你在这方面害我，我在那方面害你，谁都是受害者。

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我们一家曾经遭受了太多的伤害，相比之下，这点事根本算不了什么。而那么多的伤害事件，很多都已经无法去追究具体的施害人，追究也没有多大意义。像我父亲跟郴州税务局的官司，我就一直都没怎么去帮父亲打。当我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制度的原因造成的时候，我觉得不反对它不行，这不是为了解决以前的恩怨，而是为了以后不再受伤害，尤其是为了我的后代们不再受到伤害。

齐家贞读后感

幾年前，我女兒回重慶探親，感冒了咳嗽很厲害。她電話我花了二百多塊錢還是不好，非常難受。我叫她電話我的初中同學，一位退休的兒科醫生。我同學7塊錢的藥，治愈了女兒的感冒。

        我高中同學的兒子得了肺結核，去大醫院說要住院治療什麼十萬元十幾萬元什麼的，結果我這位初中同學，花了不到一千塊，她兒子的肺結核治好了。

        我二弟去年胃痛，一進門診，二話不說就叫住院，沒有病床睡在過道上，7月的重慶的毒日頭擠在醫院過道裡，又悶又臭，沒病的人也會憋出病。剛住院就吊液，一天到晚不歇氣。接著做了一通化驗、CT黑白彩色全身上下查了又查，“希望是有的”吊住你的胃口，像魚鉤釣住你跟著醫生轉。門診折騰夠了，錢收斂夠了，再送去下一道環節，弟弟上了手術台，割掉3/4的胃，還說現在要化驗，沒弄清楚包塊是良性還是癌（其實做胃鏡之初，已告知對包塊做過合解）。面對鳩形鵠面離死不遠了的病人，手術醫生還建議他去化療，殺死癌細胞散兵游勇，你有多大多大成活的希望。當然，如果我弟弟做了化療，下一步的流水作業便是放療，“這是最後的希望所在了“！醫生活宰癌症病人，從來得心應手心狠手毒，他不需負責，”得的是癌症，你想怎麼著？“

        醫院收價，那是見風漲，從開始的幾千元漲到幾萬元，漲到十幾二十萬元，全憑他們一句話。如果我弟弟不是被我以斷交制止，如果他手術之後不立即出院，花錢失控不說，醫生一步一步送他去死，看來，這是他們的醫療目標。

        醫生利用病人求生及家屬救命的心理，給他們不絕如縷的希望，指引他們從門診的過度檢查，到推進刀房手術，到神奇無比的化療，到只有放療一途可以救你了。至於，化療放療的醫療手段適合不適該病人，各種數據允許不允許做，病人的死活等等，這不醫生的考量，他們考量的是，那根讓病人通向死亡的利益鏈條通順無阻，齊心協力上環扣下環，只為一個字——“錢”。

        醫生不是醫生，而是醫死。

        現在我弟弟吃中藥，還活著。中醫說，你如果不住院開刀，情況會好得多。

        醫院的醫生護士工作人員已經完全突破做人的底線。

        既令人心焦，又令人憤怒。

        一言難盡。

                                                                齊家貞

关于医疗问题的辩论

        昨天我发了一篇《医生都累瘫了，那病人呢？》的帖子，结果有做医生的出来发表不同看法，于是我们辩论了一通。在这里我先把辩论过程中我的观点大致说一下。
        人非机器，机器运转时间长了都会发生故障，而人是更容易疲劳的，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思维、判断能力、记忆力、视力、肢体反应能力等都会大大下降。医生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给病人做手术，无异于司机疲劳驾驶，也是很危险的。
        我曾见过不少医生炫耀自己做手术的时间最长是多少多少，相互攀比。当然，作为医生，他可以以此为荣、炫耀，但是，作为医院、医疗管理机构，应该有一种制度上的保障，避免因医生过于疲劳导致手术失败、质量下降的事情发生，至少对于大型、复杂的手术应该要求有应急方案，有后备医生，有完善的交接方式，即使不强制要求医生在多长时间后必须换岗，也应该在一定时间后让后备医生到场，如果当班医生表示仍能坚持、能够保证手术质量，那么也可以不换岗，毕竟由一个医生连续做下来效果会更好（在他能够能够保证手术质量的情况下）、责任也更清晰，但后备医生应该在场监督手术情况、随时准备替换。如果没有这些保障措施，万一手术医生突然倒下了，怎么办？难道临时再去找医生来接替？
        你可以说你每次手术都挺下来了，都成功了，但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侥幸。中国发生那么多医疗事故，谁又能说得清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在当今的体制下，很多事情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真相。
        国内的医院之所以没有像我说的那样做，除了不想增加病人的医疗成本以外（如果太贵了病人和家属可能就放弃治疗了），也有医生自身利益上的原因，因为如果一个手术有其他医生介入，自己的收入就会减少。而这种心态的形成，又是当今社会的各种制度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造成的。收红包、滥开药等等现象都是这种体制下的畸形产物。当他人的生命不是被当成第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什么邪恶的东西都会滋生出来。
        我承认我对医疗技术不懂，但对于医疗行业的管理，我相信我时有独到的看法的。其实各行各业的管理方法有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可以借鉴的。现代管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性化，以人为本，它不仅仅是指对顾客的人性化，也包括对企业员工的人性化。人性化首先是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再就是根据人的身体、生理特性制定相应的制度措施，使得员工在身体、精神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发挥最大效能、保障工作任务高质量地完成。人性化绝不是用金钱去刺激人的潜能的发挥。

医生都累瘫了，那病人呢？

腾讯新闻：福建医生手术32小时累趴在地。

看到这则新闻，我首先想到的是：医生都累趴了，那病人呢？当然，病人本来就是躺在手术台上的。

医生本来就是健康正常的人，何况经常做手术应该也练就了长时间做手术的本领，而病人本来就有病，身体虚弱，现在连医生都累趴了，那病人会是怎样？当然，媒体既然敢报道这事，想必病人应该是没死，手术成功了，但病人肯定是比医生更遭罪，只不过他当时可能没感觉，因为他已经被麻醉了，但这么长时间的麻醉，肯定会有副作用，对之后的恢复健康不利。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不能只是满足于把病人的命救活了，病症消除了，还要为病人以后的健康着想。

我想问：做这个手术必须要这么长时间吗？国际上做这种手术的最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一般水平又是怎样的？中国的医疗水平比国际水平相差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则新闻抛开这些问题不说，却强调医生累趴了，是想表达什么呢？想表达那些医生有责任心吗？那好，我就说说责任心的事。这个医院在给病人做手术前是否有做详细的手术方案？是否预计到手术时间要这么长？是否有相应的、妥善的应对措施？如果没有，又谈何责任心？如果有详细的手术方案，那么，明知手术要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采取医生轮替措施？别跟我说无法轮替，现在摄像、通讯手段这么先进，完全可以对手术过程进行全程摄像、同步实况转播，可以在交接班时先让手术医生进行一段时间的边手术边讲解，接替的医生通过实况转播了解情况，甚至还可以询问医生副手，在了解掌握了情况后再接班。如果你们医院找不到具有同等手术水平的医生，那就去其他医院借，如果全国都找不到，那就不要接这个手术，让病人去国外做手术。那些西方先进国家绝对不会让医生连续手术32个小时。你让那些医生从头到尾连续手术32个小时，现在那些医生都累瘫了，只能说明这个手术的完成只不过是一个侥幸，事先谁能保证那些医生不会在手术过程中倒下？即便不倒下，其工作效率、质量也会大大下降，出现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就很大，在这些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给病人做手术，那不是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吗？这是有责任心的表现吗？医生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给病人做手术，无异于司机疲劳驾驶。难怪中国有那么多病人莫名其妙地死在医院、死在手术台上，难怪医疗纠纷频频发生。

你也许会说，象你说的那样做的话，那医疗费用就会很高，病人会承受不起。那么我就要问了，为什么他会承受不起？是因为收入低吗？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呢？大病医疗保障呢？贪官们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地贪污，老百姓却病不起、死不起！还有房子住不起，婚结不起，等等等等，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真是悲催啊！

也许，其实那些医生是心中有数的，其实他们还没到累瘫的地步，再累也不至于都一个个就这么斯文扫地、齐刷刷地躺在地上吧？就算医生没法轮换，护士总可以轮换吧？护士就不能把医生们扶到休息室去休息？看那些医生齐刷刷地躺在地上的样子，明显就是摆拍的，你看有个医生还举起手伸出手指做出胜利的手势呢，说明头脑还清醒、还有体力嘛。也不知道那个拍照的家伙是个什么人，他却有那么好的精力，能把照片拍得那么那么清晰，角度选得那么好，看那照片的质量应该不是手机拍的，应该是专业相机拍的，这不免让人想起那位为雷锋拍照的神秘摄影师。雷锋早就不在了，可神秘摄影师常在啊。做出这种累瘫的样子，只不过是耍娇而已，不过是为了制造一点新闻。这种新闻有意思吗？经得起推敲吗？当然，这在中国媒体界算不上最无耻的，比这无耻的多了去了。

如果那些医生真的是完成了一项手术，拯救了一条生命，履行了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那么也还是要肯定的，但是，有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博取眼球呢？当人们关注这个新闻的时候，恐怕更多的人想到的是：这次你们是在手术完成后累趴了，下次会不会在手术过程中累趴呢？谁还敢找你们做手术呢？想必能做这种手术的绝不是你们独此一家吧？

医疗纠纷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些医院、医生的技术水平不足、责任心不强、管理混乱、服务态度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脚踏实地地解决好这些问题，靠这种噱头新闻来博取好感，只能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当然，要想彻底地解决医疗行业的问题、群众看病难问题及其它等等问题，只能从制度上下手，实行宪政民主。否则，媒体也罢，医疗行业也罢，各行各业，尤其是权力机构，只会将无耻进行到底。

【某朝某代的事】

话说某朝某代的时候，官员贪腐非常严重，以致国库严重亏空。新帝继位伊始，派亲信去各地查明实情，粮食大臣为了掩盖粮仓空虚、以次充好等问题，竟然放火把七十多个粮仓给烧了，然后把贪污的粮食算在火灾里。这一来，国库更加空了，弄得皇帝的御膳只能吃包子，人称包子帝。为了遏制贪腐，皇帝遂亲自身兼数个职务，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忙个不停，以至于常常感叹“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皇上经常要官员们做自我检讨和互相揭发，官员们都胆战心惊、吞吞吐吐、丑态百出，皇上觉得挺好玩，一边骂他们“竟无一人是男儿”，一边暗自得意天下唯我独尊。

皇帝兼职兼得上瘾了，就时不时地又找些职务兼上。

这天，皇上想不出有什么职务好兼了，就问贴身太监。太监寻思：这皇上整天精力旺盛忙些本该由大臣们干的事，肯定是对宫里的娘娘妃子们没兴趣了，听说最近校长挺快活，专玩女学生，不如让皇上弄个校长兼着？反正自己是太监没有子女，不怕报应到自己头上。缺德是缺德了点，可咱们做太监的就靠讨皇上开心混碗饭吃，临来宫里的时候爹曾告诫咱：要好好服侍好皇上，没了皇上，你什么都不是。

要说太监这东西，可真不是东西，明明自己没那东西，却偏偏喜欢琢磨那东西的事，还自认为很在行，以为见得多了（也不过就是偷窥皇上与娘娘嫔妃们做而已），就成了行家了，自认为可以给别人作指导、监督别人做那事，动不动就说别人姿势不对。别人说外国人用的姿势挺好，干的时间长，高潮迭起，全世界都流行，太监硬说那姿势不符合咱国情，说咱们皇上都试过了，不好用，咱皇上用的那是宇宙式，对准一个中心，抓住两个基本点，稳腚压倒一切。再说咱们有祖传神油，能保金枪不倒。对那些提倡用外国姿势的人，按“寻衅姿势”论罪，对在青楼里用外国姿势的，按嫖娼论处，一律投入大牢，甚至还要押到城楼上示众。

太监做的坏事太多，罄竹难书，这里就不再一一细说，言归正传。

这太监见皇上问有什么职务好兼的，就跟皇上说：“要不皇上您兼个校长当当？”皇上说：“校长朕当过了，没什么意思。”太监故作神秘地说：“我说的是小学校长。”皇上一听不高兴了：“大胆，你明知朕真正的学历是小学毕业，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太监一听连忙跪下：“奴才不敢，皇上您有所不知，如今这小学校长……”话还没说完，皇后进来了，问道：“小学校长怎么了？”太监一看皇后来了，吓得不敢出声了，皇上就说：“这奴才说让朕兼个校长当当。”皇后一听就火了，心想，皇上都很长时间不去后宫了，害得我不得不主动跑到龙宫里来找他，你居然还唆使皇上去兼校长，哼！于是怒斥道：“好你个大胆的太监奴才！竟敢叫皇上去兼校长！”太监听了直打哆嗦，跪在地上连连叩首，皇上一看这架势，心想看来这校长还真有名堂啊，忙问：“这校长到底是怎么回事？要说真话！”皇后应道：“是，臣妾努力说真话。”可皇后心想，咱不能实话实说啊，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实情，那还不乐癫癫地去兼校长寻性滋事去了啊。皇后犹豫了一会，突然想到了说词，说：“如今西方国家的教育家说咱们华夏的教育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虽然那是胡说八道，但你让皇上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兼校长，那不是让皇上自找难堪吗？”皇上一听，觉得皇后说得有理，就大喊一声：“大胆奴才！竟敢戏弄本皇！来人，把这奴才拖出去斩了！”太监连声喊“饶命”，两名侍卫进来不由分说拎起那太监的两条腿就往外拖。拖到大门口的时候，太监的身子还没完全出去，守门的侍卫就急着关门，结果就把那太监的头给夹了一下。这一夹可不轻，太监的眼都给夹斜了。也不知道这太监是头给夹坏了变傻了，还是临死悟过来了明白了皇帝不是什么好东西，带着哭腔冲着皇宫里连声骂道：“操你妈的！滚你妈的！去你妈的！”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说书人：徐琳

坐火车记

        6月14日晚上坐火车回广州，一个小伙子帮我把行李放上行李架，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他是个在读研究生，对社会有一点了解，有良知，但不了解当前政治形势，也不了解民主运动情况。我先从我们建筑行业的黑暗说起，说到社会的种种不合理、不正常现象，指出这都是制度的原因，他比较认同。我又把《站在正义这一边》歌曲放给他听，他连声称赞，还要我传给他。我又把我的名片给他，他看到“自由民主人士”的头衔，很钦佩。他表示自己一直对社会问题关注不够，只知道为生存拼搏，也不敢象我这样站出来抗争，很惭愧。他还是个党员。尽管如此，他能够理解我们这些自由民主人士，这就很不错了，至少少了一个极力维护专制的人，更是少了一个作恶的人，这就够了。虽然说不上我启蒙了他，但可以说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这趟火车没白坐。

理发记

昨晚去理发店理发，洗发、剪发都是一位女师傅，三十来岁。她问我剪什么发型，我说越短越好，既凉快，又省洗发液，又干得快，晚上熬夜到深夜洗完头很快就可以睡觉，免得用风筒吹又浪费电又伤头发。她说你这头发少，太短了不好看，留长一点弄个发型，去泡妞都有吸引力一些。我说泡妞可不敢，我现在是警方的重点监控对象，泡妞肯定会被抓，弄不好还要上央视。她说上央视还不好啊，别人想上都上不了。我说，问题是，人上了央视，可我想说的话却上不了，他们乱说一通，把我的形象都毁了。央视从来都是胡编乱造搞假新闻的。她说那倒也是。她又说既然你想剪那么短，不如就剪个光头。我说我倒是想啊，可家里人不同意啊。我上次坐牢时被剪了个光头，我觉得挺好的。她惊讶地问，你这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会坐牢？我说因为反&党呗。她问为什么要反&党，我说它不好就要反对它嘛。她说她觉得共&产&党还算好的。我说好什么好，雾霾这么严重，问题食品那么多，奶粉有毒，猪肉有毒，大米也有毒，搞得现在什么都不敢吃了， 水也污染得很厉害。楼价那么高，象你们这么辛辛苦苦地干，一辈子都买不起房，买车、旅游也不敢想了，看个小病要几百块，得个大病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且医院服务态度又不好，经常莫名其妙地把人治死了。那些贪官上亿上亿地贪，连抗震救灾的钱都贪，人们捐助的物资，宁愿放在那里烂掉都不发给灾民，他们房产几十套上百套，情妇几十个、上百个，还把老婆孩子移民到外国，到时候这个国家被他们毁得差不多了，他们就到外国去享受去了，留下我们在这里受罪，这样的党你还说好？他们有权有势，官官相护，横行霸道，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人抓起来，连个法律手续都没有，还不准律师探视，对嫌疑人刑讯逼供，甚至把人打死，简直无法无天，这样的党还不该反吗？她说，可咱们也没办法啊。我说只要大家都反对它，它就肯定会垮。她说怎么反对啊？我说，方式有很多种，至少，你不要说它好，要经常说它坏，说得多了，大家就齐心了，它就会垮了。我说我放一首歌给你听，于是用手机播放那首盘古乐队唱的《打&倒&共&产&党&为人民&报&仇》，旁边的人也都听见了，都静静地听着。女理发师说，这种歌你也敢放啊？我说怕什么，在派出所我也照样放，他们也没把我怎样。她说你真厉害。我说我算不了什么，现在反&对共%产&党的人多着呢，很多人都比我还勇敢，做了很多事，你要是上网、玩微信就会知道。她说我们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那有时间上网、玩微信啊。这也是实情。头发剪好了，感觉挺不错。我不好打搅他们做生意，觉得今晚的宣传已经可以了，就走了。

关于暴力革命对无辜者的伤害问题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一个极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我更希望中国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转型、实现民主，即便不得不走暴力革命这条路，也应尽量减少无辜百姓的伤害。但是，对于那些散布“中国搞民主会天下大乱、会使很多无辜百姓受到伤害”言论的人，我只能说：其实是你和少数人担心你们自己受到伤害而已，你凭什么说大多数人都持你这种想法呢？能搞一个全民投票表决不？既然你们对很多人已经或正在受到的伤害没有同情心、无动于衷，对于这个邪恶体制对人民将会造成的更大伤害不当一回事，那么当人们起来反抗的时候，万一使你们受到伤害了，你们也没资格抱怨。
        不过我相信，如果民主成功了，对于那些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的确实是无辜的受害者，政府肯定会做出妥善的补偿，这一点共产党是绝对做不到的。

对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回答

        6月9号晚上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问到关于广东省政府要求裸官要么辞职要么把家属招回，已处理近900名官员，对此事怎么看？
         我回答：首先应该肯定这事是个好事，对社会有一定的积极有益的作用。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临时性措施，之所以说它是临时性措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是习近平政府为了遏制当前政府官员过于腐败的现象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也许之后也会相继在其他省份推行，但能推行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绝不可能永久地推行下去， 否则以后都没什么人愿意去当官了，因为当共产党的官如果不能贪污受贿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而贪污受贿了却不能把家属、财产转移到国外，那就不能消除后顾之忧。因此到了一定的时候，中共当权者即使不取消这项规定，也会放宽对这一规定的执行力度。事实上中共有很多政策法规都是虚设的，都是一阵风做法的产物，他们的做法从来都是一阵子一阵子的。        
       二是，等到以后中国实行民主了，也用不着这种规定来防止腐败。 事实上那些民主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因为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措施来防止官员的腐败，诸如普选制、多党制、新闻独立、三全分立等等，用不着采取这种做法，而且这种做法其实是对官员的家属的权利的侵犯。只有中国这样的腐败极其严重的专制国家，在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防止腐败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做法。所以，这不是什么伟大的创举，更不会是永恒的东西，而是一个“以恶治恶”  的玩意。当然，咱们老百姓还是乐得看这出戏的。等到中国实行民主了，这个做法也就随着专制制度一起消亡了。

习近平、胡春华如果真想做一点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在历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只有走宪政民主之路。

致一位朋友

        王工，你转身就把我的事跟我妹妹说，要她劝导我，你这样做是对我的侮辱。难道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我都50岁的人了，好歹也是个高工，你以为我这样做是一时冲动？是受了刺激？是象你说的变态？我的歌在国际性活动中当成主题歌播放，这是变态的人能做到的？你不仅侮辱了我，也侮辱了所有为民主正义事业奋斗的人，包括各民主国家的政要、联合国负责人。
        现在象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只剩下不到十个了，民主是世界潮流，连温家宝都一直大声疾呼要推行民主（且不管他是不是演戏，至少他没有去当专制的吹鼓手），更不用说之前的胡耀邦、赵紫阳，现在很多博士、教授、企业家、律师都在推动民主，难道他们都是变态？都比你王工蠢？你可以不支持我，你可以只顾你的生活，但你为什么要帮一个十恶不赦的政权当说客？
        你以为你的生活过得很好吗？你以为你很有尊严吗？不论哪一方面，你都不如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所以那些高官们都把自己的子女移民到美国等民主国家去了，其实他们比你清楚得很，而你却在替他们维护这个体制。你侮辱我没关系，对一个为民主正义坐过牢的人，这算不了什么，但事实很快就会证明，其实你是侮辱了你自己。

《站在正义这一边》致谢辞

据消息人士告知，在美国东部时间2014年6月3日举办的纽约纪念六·四活动中，歌曲《站在正义这一边》被作为主题曲，在整个活动过程中连续播放，为大会增添了庄严隆重、积极向上的气氛。这是这首歌曲迄今获得的最大成功和荣耀。

事实上，这首歌之前在海内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倍受人们的赞扬、推崇。纽约纪念六·四活动选中这首歌也是基于有这样一个民情基础。但是，目前所有的赞扬似乎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使我感到有点不公平。其实我只是这首歌的词作者和主要作曲者，这首歌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绝不是谦虚、客套。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人民大学的丛日云教授，他在人民大学毕业生典礼上告诫同学们“中国将大变，要站在正义方”，该内容在网上广泛传播，打下了良好的民情基础，也激发了本人的创作灵感和激情，从而写下《庆幸》（后改名为《站在正义这一边》）这首诗，进而再改编成现在的歌曲《站在正义这一边》的歌词。此外，这里面其实也还应该感谢很多不知名的同仁，他们写的一些民主启蒙的帖子中的一些内容也融入了到这首歌曲的歌词中，例如“勇气不够就跟在人群的后面”，我记不清了是哪个帖子中有类似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是多年来很多民主人士的思想火花的集大成，有些句子甚至就是大家常说的话，只不过我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其次我要感谢得米（化名）先生，他在网上看到我的诗《庆幸》后，主动通过一位姓廖的教授传来想为它谱曲的意愿。这当然也要感谢这位廖教授的牵线搭桥，他不仅转发了我的诗让得米先生得以看到从而产生了想为之谱曲的想法，而且还介绍我跟得米先生加了微信好友。得米先生在对诗略作修改后谱了曲，并进行了配乐、演唱、录制成音频，发给了我。我听了《庆幸》这首歌的音频后，觉得很好，放给其他同仁听，也都觉得很好。但是，作为词作者的我，还是觉得略有遗憾，主要是觉得那种积极向上的振奋力还有点不够。在反复听了《庆幸》这首歌的音频后，我终于找到了感觉，写出了主旋律，然后把诗的词句进行了调整，最终完成了整首曲子的创作，定名为《站在正义这一边》。我把歌谱发给得米先生，希望他能把这首歌也演唱制作出来。得米先生说试试看。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灵感没来，谁也不能保证创作出来的就一定是精品。歌曲的配乐、演唱也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且并不是每一首歌都适合每一个歌手。过了些天，得米先生就把制作好的音频发给我了。我一听，简直喜出望外，效果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得米先生的嗓音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歌曲的特点结合得非常好。这固然是因为得米先生找到了感觉，但首先也是因为这首歌本身就很适合他，这也许是我在反复听他唱的《庆幸》时下意识地为他度身定做的。此外，得米先生也对曲谱做了一点修改，使得个别地方显得更加有力。

然后我还要感谢刘四仿先生。得到得米先生发给我的歌曲音频后，我把它发给刘四仿先生，请他制作成视频，并交代他音频个别地方要剪辑一下。刘四仿先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视频做得很棒，画面与歌词配得非常贴切，音频剪辑也恰到好处。

接着，我要感谢众多网友的大力传播，其中包括台湾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洪智坤先生。没有他们的传播，这首歌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这其中尤其要感谢的是山东潍坊的一位网名叫对酒当歌的朋友，正是由于他把这首歌的视频发到一个QQ群里后，纽约纪念六·四活动的一位组织者看到后下载了歌曲，与其他组织者一起经过研究决定选用这首歌作为六·四纪念活动的主题曲，并将决定告诉了他。另外，还有网友把这首歌的音频分别配上茂名反PX活动和建三江反迫害活动的图片，制成了茂名版和建三江版的视频，进一步扩大了这首歌的影响。

还有一些同仁把这首歌的MP3设为手机铃声，在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传讯的时候，不断有人打电话来声援，于是这首歌就一直放个不停，非常鼓舞士气。

此外，我还要感谢Twitter、Facebook、YouTube、G+、QQ、微信、新浪微博这些网络平台为这首歌曲的传播提供了方便的途径。

且慢，QQ、微信、新浪微博？该感谢它们吗？它们封了大家很多帐号，屏蔽了大家多少帖子，大家对它们痛恨不已，还要感谢它们？可是，事实上是，很多朋友是通过QQ、微信传播这首歌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固然，即使没有QQ、微信、新浪微博，这首歌也能传播出去，但效果不一定会有这么好。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想了想，我突然发现，其实我谁都不必感谢。所有那些自愿地为这首歌作出了奉献的人，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因为这首歌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愿望，能够为实现他们的愿望发挥一些作用，所以他们才自愿地那样做了，没有强求，没有利益上的交易，甚至知道可能会有风险，他们依然那样去做。当然，他们所做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实现那个美好的愿望。而那些与这种愿望相悖的人，即使你给钱要他做，强迫他做，他也不会做；那些没有这种愿望和愿望不强烈的人，他也不敢做。至于QQ、微信、新浪微博，它们只不过是商人们赚钱的工具，他们利用这个工具赚取了他们想要的钱，给大家提供的便利只不过是他们赚钱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我们用得着感谢他们吗？在当局要他们对网友们进行封号、删帖的时候，他们照样会为了保住他们的赚钱工具而干出那些罪恶勾当。事实上，这首歌在QQ、微信、新浪微博上的传播就受到了他们的一些阻挠。我们不仅不用感谢他们，而且将来还将清算他们的罪行！当然，如何清算，这得由大家说了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有人都要承受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如果这个后果正是我们所想要的，那么理当竭尽所能去做自己该做的。如果你做的是对的，就会得到善报；如果你做的是错的，就会得到恶报。

所以，其实我不必感谢谁。同样，大家也不必感谢我。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谢谢你创作了这么好的作品，我说：不用谢我，如果你觉得它表达了你的心声，觉得它能够为实现你的梦想发挥作用，就大力传播它吧。

并不是我特意要创作这样一个作品来给大家欣赏，而是我在参与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了大家的启发、鼓舞、支持，融汇了大家的智慧，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创作的灵感和冲动。如果我不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去，就肯定没有那些感受，肯定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而我写出这个作品，同样也是为了实现我心中那个美好的愿望。之所以它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得到大家的支持，是因为我们的愿望是相同的。所以，在我跟网友说希望他多多传播的时候，网友们都说：必须的！

正如朱虞夫先生的诗《是时候了》中所写的：歌曲是大家的。这首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艺术作品，它是我们与专制斗争的武器。

当然，即使没有这首歌，民主大潮也会照样向前涌进，也有其他的歌鼓舞人们的斗志。这首歌的作用，正如歌中所唱的：能让那火焰燃得更旺一点。

所以，谁也不必感谢谁。我们大家应该感到的是庆幸，庆幸面对这时代的巨变，我们站在正义的这一边！

                                              徐琳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我的六四行为艺术

上面是六和四

下面是 6 和 4

为了咱的娃（诗）

为了咱的娃

    徐琳

老公你在哪

我心里好害怕

等了你很久

你怎么还没到达

她问我要电话号码

我没有答应她

你说过这世道很乱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可他们不肯就此作罢

几个人上来把我毒打

对我拳打脚踢

还用钢管往我头上砸

我撕心裂肺地叫喊

也没人将他们拉

直到我动不了

也不见有警察

老公我做错了吗

或许我不该拒绝她

因为他们人多？

因为他们的车很豪华？

但这次满足了她

下次又会要啥？

如果没有拒绝的权利

岂不是要我跪就得给她跪下？

他们因为这点小事

就可以把别人的生命扼杀

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国家还有没有国法？

老公我等不到你来了

我先走了但却不是回家

今晚你一个人回去

要照顾好咱的娃

老公我不怪你来迟啦

也许俺选的这地方不好吧

可是谁能告诉我

这国家哪里不用担惊受怕？

等你平静下来

你好好想一下

怎样才能改变这世道

因为你得为了咱的娃！

注：2014年5月28日，一位女士

在山东招远市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因

拒绝告诉对方电话号码而被一家人

活活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