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的报告

五毛：报告主席，国民党垮台了！
主席：哦，太好了！是哪位同志去把它打垮的？
五毛：是蔡英文。
主席：没听说过嘛，是哪个方面军的？
五毛：是民进党的。
主席：民进党？我们什么时候有一支这样的部队啊？
五毛：是台湾本土的。
主席：哦，是我们的地下党吧？那我们赶紧去接收啊，实现祖国统一啊。
五毛：可是他们说，要我们先开放言禁、党禁、普选。
主席：那不行，叫咱们的军队马上开过去！
五毛：将军们都被抓了，就剩下挺谁谁倒霉的张将军了，士兵的家都被强拆了不愿意去打仗。
主席：叫红二代子女们去，关键时候还是要靠咱们的子弟兵。
五毛：红二代子女都去了美国、英国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了。
主席：那就叫城管去，不是说现在城管挺能打吗？
五毛：城管只能打老实人，对付狠一点的就不行了，夏俊峰都杀了俩城管。
主席：不是还有你们五毛大军吗？
五毛：（腿发抖）咱们五毛只能打口水仗，打实战不行啊。再说咱们的装备也不行啊。
主席：不是听说有航母了吗？
五毛：航母上都是文工团的，成了真正的航“母”了！
主席：赶紧向苏联购买！
五毛：苏联早就完蛋了，现在只剩下俄罗斯了。
主席：跟俄罗斯买也行。
五毛：没钱了，军费都给将军们藏起来了、存到国外了。
主席：那就跟俄罗斯借。
五毛：俄罗斯太坑爹了，咱们刚付它一大笔买天然气的钱，结果它说只是用来铺管道的。上次跟它买了个航母，只能当游艇。跟它买了些苏30飞机发动机来装到咱们最新的歼10B上，一试飞，飞机就掉下来了。
主席：把盖子揭了，让老子出来，小米加步枪都要打赢它！
五毛：不行啊，盖子一揭开，您老就会腐烂了，习总这会儿正在反腐呢！

爱的谎言

每次在电话里

都好想对你倾诉

可话到嘴边

却成了谎言

你问我过的好吗

我说挺好的

其实思念之火

已把我的心灼伤

你说你该找个归宿了

我说我现在没兴趣

其实我的归宿

就是远在他乡的你

你说没有男孩追你吗

我说没有啊

其实追我的男孩不少

但都无法取代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你说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

我说好啊

但你介绍的我肯定会拒绝

除非你介绍的是你自己

可怜的朋友

        前段时间在路边吹萨克斯时认识了一个当地朋友，年龄与我相仿，衣着朴素，看起来敦厚诚实，经历丰富，比较健谈，但不是油嘴滑舌满口大话的那种人，聊天中还自然地扯到了他做过的一件比较有正义感的事。他以前当过兵，是个下岗职工，现无正式工作，说是给朋友帮帮忙赚点辛苦费，后来我听出来了其实是拉拉关系走点后门之类的事，看样子好像关系很广，主要是以前的那些战友，在各个部门当官，因此他有点自我感觉良好的味道。不过我觉得象他这种心不够黑的，靠拉关系走后门也捞不着什么钱。
        后来又见过几次，对于我谈民主方面的事他不太感兴趣，说他也不反对我搞民主，但是觉得中国现在搞民主还不太可行，还说习近平搞得不错，共产党还是有希望的。
        后来有一天他经过我这里，找我借20元钱，说是身上没带钱，想顺便买点东西回家，免得回到家又要出来，说次日就还。我见钱不多，就给了他，说不急着还，他却一再说次日还。
        结果过了个把月了直到现在也没再来找我。虽然我有他的电话，但我不想打。我想他应该不是故意骗我20元钱，要骗也不会只骗这么点。估计他是生活上遇到困难了，又不好意思说。
        如果以后还能再碰见他，我只想对他说：兄弟，你都落到这地步了，怎么还不起来抗争呢？ 你还指望共产党？

爱的箴言

不必再想象

我们的美好明天

因为我不知道

我能走多远

不要总想起我们的从前

那些已成过眼云烟

你的日子还很长

别让思念憔悴了你的容颜

你是娇嫩的花朵

不该经受风雨雷电

我是展翅飞翔的海燕

注定要迎接暴风雨的考验

你是美丽的天仙

我是崖边的孤岩

就算让你短暂停留

不知何时就坠落山涧

不是我不喜欢你

是不想把你牵连

也不想隔着铁栏

看见你的泪眼

如果我死了

请在每年的这一天

吟诵我留下的诗篇

那是对我最好的纪念

如果我们胜利了

你我还能再相见

希望看见你过得幸福

并且站在正义这一边  

  2014年11月26日

——深圳私营企业主王应国先生

致力于宪政民主事业，生活简朴，

多年单身，虽然心有爱恋，但他说

不想连累所爱的人。2014年11月

3日他被当局抓捕，至今身陷牢狱。

我所认识的郭飞雄先生

郭飞雄先生是我见过的人当中少有的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人。

虽然我很早就开始反对专制了，但一直都只是一个孤独的斗士，主要是在网上发表文章，与同仁没什么交往。直到2011年下半年后才参与了街头的维权、民主活动，逐渐对圈子里的人有所了解。

2012年4月初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刑事拘留，之后又被执行指定监视居住（即秘密关押）。期间，由于我一直不交代问题，审讯人员就拿一些事来问我，其中问到认不认识郭飞雄，我说不认识。事实上我也是真的不认识，但我觉得审讯人员既然提到这个人，想必是他的影响力比较大。于是后来我就主动跟陪监的国保聊天，套他的话，知道了一点关于郭飞雄的情况。国保当然是故意诋毁他，但我知道他们的话不能相信的，要反过来理解，因此反而使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7月份我出来后，就向圈子里的同仁打听郭飞雄，进一步了解了他搞番禺太石村维权等事情，也了解到他刚坐完牢释放出来，被严密监控着，见面比较困难。于是我给他发了一条手机短信，大致介绍了我的情况，说希望跟他见面。他回复了我，说好好保重，耐心等待中国民主的到来吧。乍一看到这信息的时候，我想：难道他害怕了？不想干了？但后来我想，一来可能他还不了解我，二来我们的电话都是被监控的，所以他不便明说什么，但这信息至少说明他仍然期盼着并坚信中国会实现民主。既然他自己还这样被严密监控着，他肯定不会认为民主会从天上掉下来，因此他所说的等待应该是指等待时机。

不久后就印证了我的猜想，我们在公民聚餐的时候见面了，从此有了较多的直接交流。他给我的感觉是比较稳重、敦厚，举止得体，对人的热度恰到好处，他虽然不怎么笑，但却给人亲切感。他从不对人生气、发火，即使别人跟他争吵、大声说话，他也不会把声音提到很高去对吵，更不会指手画脚和说侮辱性的、挑衅的话，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儒雅的风范，因此别人很难跟他吵起来。他的声音平和中充满力量，仪态从容充满自信。他是学哲学的，知识比较丰富，逻辑性强，他的话很多时候都是简单明了，点中要害，也比较善于总结。圈子里有些维权、街头民运人士文化程度低，个性张扬、要强，喜欢跟他争论，如果经过一番辩论别人仍然不服他的话，他就说好了好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单独交流，从而使得聚会继续正常进行。

郭飞雄从不会用生硬的、命令的口气要别人做什么事，只是谈自己的看法、想法，别人往往都会心领神会自觉地去做。

他以前是个比较成功的书商，对书有着特别的感情，不仅自己喜欢看书，也喜欢送书给别人。鉴于圈子里很多同仁的文化程度不高，或者文化程度不低但对宪政民主不够了解，他就送一些这方面的书给他们，要他们认真读。有一次我们经过书店，他带着我们几个人逛了一会书店，买了几本书送给我们几个人。他的这一做法果然有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圈子里的一些同仁的理论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后来他还搞了一个读书会，搞了几次读书活动。

只要郭飞雄在场，大家就似乎有一种默契，等着他做主持，但他不一定每次都作主持人，有时候让其他人主持，给大家锻炼、发挥的机会。他的主持风格很特别，他往往不站在或坐在显眼的地方，不高调、不煽情，但又不是那种很严肃死板的样子。他有条不紊地主持，大家都会自觉地配合着。不过我觉得，如果他的风趣再多一点，会更好。

记得南周事件的一天晚上，我们到一家饭店聚餐，各路英豪汇集，挤挤地坐了五、六桌，还有几个国保也在旁边坐了一桌。郭飞雄坐在一个角落上不现形地主持着，说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很难得，大家轮着介绍一下吧，当然，对今天的活动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顺便简单地说一说。他没有象通常聚会那样说按照罗伯特规则每人三分钟。我后来想，这样做是很明智、恰当的，看上去不像是在开会，不至于被国保捣乱。当时有人在作自我介绍时声言“我就是主张暴力的，就是要打到共产党的”， 郭飞雄马上予以制止，用温和宽容的语气说在这里不要说这个，然后又跟大家强调了一下说主要是大家相互认识一下。事实上，在那个场合那样说很不适宜，有可能马上就会被国保捣乱，甚至把人抓走。

郭飞雄的言语中从来不说自己怎么怎么，也听不出炫耀、表功的成份，反而是很积极地为他人宣传。南周事件的时候，他跟我们几个人说，你们不要只顾着白天举牌、演讲，虽然白天很辛苦了，但晚上还是要抽出时间把白天的事和自己的体会想法写一写，这是关键时候，网上的宣传也要跟上。于是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给他，他马上发给博讯发表了，因为他跟博讯比较熟。

2013年2月下旬我们一帮人因抗议朝鲜核爆被拘留，出来后有一次聚餐，郭飞雄用很随和的语气说这次反朝鲜核爆被拘留的事应该好好写一写，徐琳文笔不错的，但至今没看到他写点东西出来。我意识到他这是在批评我，不过他的批评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接受。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我最终还是没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的原因。

据了解，郭飞雄以前坐牢期间受到了对他身体的残酷迫害，但他一般不怎么说，顶多只是告诉大家中共是非常残忍的，尽量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残酷的迫害也没有使他产生简单的仇恨情绪，而是一直采取理智的非暴力抗争方式。

2013年南周事件以后，郭飞雄觉得形势比较好，认为时机到了，应该加把劲做一些事，于是和一些同仁发起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呼吁书联署活动，并且想组织人到各地搞宣传。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知道他去了一些地方，后来就被抓了。他用他的行动诠释了他第一次回复我的短信的内容。

据郭飞雄的代理律师李金星透露，郭飞雄这次在看守所又遭受了连续460多天不准放风的残酷迫害。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为什么总是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呢？我想，这一来可能是因为他的节气、风范让那些愚蠢的狱卒们不爽，二来是他的影响力大，当局怕他恨他而故意要整他。

有人拿郭飞雄的入狱说他的判断和做法不对，对此我不想再辩论，我只想说，社会变革总是要有人做出牺牲的，郭飞雄是一个勇于作为不怕牺牲的勇士。不是他不够理性、睿智，是共匪太邪恶、无耻。他曾经很轻松地笑着说他是不怕死的，接着说徐琳他们几个也是不怕死的。他总是这样不刻意地拔高他一个人。他之所以先说他是不怕死的，也是为了表示他的决心和带头精神，给他人一种鼓励。但我觉得我跟他比起来还差得远。

这篇文章我很不好写，我不知道会不会给郭飞雄带来麻烦，包括其他的一些同仁，尤其是还在狱中的同仁，所以我只能简单地写一写，其他同仁的名字我就不提了。但我相信，历史会记住他们的。

我在被关押的时候跟国保说过一句话：一个革命者，如果没有坐过牢，那么他的革命生涯是不完整的。郭飞雄已经坐过几次牢了，他的革命生涯已经很丰富了，只能说他的政治生涯还有不完整的地方，那就是他还没能发挥他的政治才能去建设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我相信总会有这一天的，这一天也不会远了。

                       2014年11月23日

注：郭飞雄案将于11月28号开庭，望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声援。

法律体系发展简谈

我先从一个网上的问题说起。在网上看到个帖子《如果一个人的死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那该不该剥夺他的生命？》，我觉得那作者思路偏了。

对这个问题，人权主义者会说，私权不可侵犯，凭什么要牺牲我的生命来挽救你们？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

这两个说法不是都没有一点道理，但都是粗浅地看待问题，并且走向了极端，偏离了问题的实质。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的实质其实都是同一个：这样做能不能让我们过得幸福？如果不能，那么当然就不能这么做。

作为人权主义者应该要考虑的是，虽然私权不可侵犯，但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果一味地强调私权不可侵犯并走向极端，那么当他人的行为可能影响到你的时候，他也强调那是他的私权，不可侵犯，那么你也会成为受害者。因此大家都应该有适当的退让，而退让的基础就是建立社会契约。

同样，对于民主主义者，也应该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决定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会违背“让我们过得幸福”这一原则，当“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被简单地滥用了，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也必须建立社会契约，规定个人的哪些东西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侵犯。

社会契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法律应该是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否则就不算是真正的法律，只能算是王法、家规。

既然建立了法律，当然就要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依据法律上现有的条文办事，第二是根据既成事实来处理。当然，第二条其实也是属于第一条里面的，因为它肯定要写进法律条文里，但这里有必要特别拿出来说。

好了，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死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那该不该剥夺他的生命？

那么请问，你说“一个人的死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有事实依据吗？你凭什么说这个人的死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其实这个语句本身就不是一个阐述事实的语句，而是一种猜想，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推测。所谓“能”，一般是指“可能”，最多也是“一定会”，这都是没有发生的，不是事实。没有事实，凭猜想来做判断、决策，这是不符合法律原则的。如果大家都不根据事实而根据猜想来判断、决策，尤其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上这样行事，那么这个世界就会乱套，随便找个借口就把人弄死了，这是野蛮时代常发生的事，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就故意用这种危言耸听的话来蒙蔽、误导人们。文革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惨案。因此，对于高度文明的法制社会，答案就是：不该。

有人会说，虽然他没有既成事实，但是根据以往的事例来看，他所做的这种事会威胁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我们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你确定之前的事例确实是因为那一个人的原因造成的吗？会不会根本就与他无关而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需要有科学依据，要能证明其中的逻辑关系。在文化、科学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往往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做出误判，例如把灾难归结于某种人，称其为巫。

第二，既然之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前车之鉴，那为什么不写进法律条文里？如果写进了法律条文里，那么大家就会注意，不去做这样的事，从而避免那种那种情况的出现，这样对大家都好。如果已经写进了法律条文里，并且充分地宣传了，那么如果还有人再去做那种事，那就是明知故犯，故意要害人，那么就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根据事实来判断、决策的，事实就是他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例如，贩卖毒品，贩卖行为它本身并不对人直接构成伤害，但我们已经认识到毒品是会对人造成伤害的，因此在法律上规定不准贩卖毒品，当有人贩卖毒品了，我们就根据“不准贩卖毒品”的法律条文和他“贩卖毒品”这个事实来对他进行处罚。

有些行为，虽然没有发生过，但根据科学判断它是会对人构成很大伤害的，那么也可以经过立法程序把它列入法律条款。这就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促进法制建设的意义。

英美等老牌民主国家是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早期的法律对个人的行为基本上不怎么限制，做什么都可以，持枪也行，烧国旗也行，很自由。但若你的行为对他人、国家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就要予以处罚，根据损害的程度决定处罚的程度，即以受损害为法律判案的基点，这就是英美法系的来源。这种法律适用案例法，即以前这种损害程度的案件是怎么处罚的，以后也按这个标准进行处罚，程度不同则可以按比例换算。这种法律比较简单，它的法律内容主要是法典，即典型案例。

大陆法系则是以人的行为作为法律的基点，对各种行为作出限制，不管对他人、国家是否造成了损害，都要处罚，各种限制规定繁多，说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实质上是统治者害怕对其政权造成威胁。这就是专制国家的特点。统治者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路不正，并且要用这个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从而必然侵犯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们害怕被颠覆。

当然，一些后来实行民主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还是沿用了大陆法系，但在人权、自由意识的影响下，其法律比专制国家的法律宽松了很多。而英美法系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认识到一些行为如果不予以限制会对社会造成较大的损害，于是也对一些行为作出了限制，从而向大陆法系靠拢。所以现在采用这两种法系的国家的法律差别不太大。

中国是一个特例，既不属于英美法系也不属于大陆法系，叫做所谓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它偏向于大陆法系，其特点是既有严格的规定，又有较大的执法空间，执法者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权力高于法律，从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离奇荒唐的判决，还有很多根本就不按法律处理。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安全，而权力拥有者利用寻租的腐败现象又非常严重。在这个国家，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法律规定内容庞杂，并且不断增加，永远都完善不了。政府什么都怕，不仅公民不准持枪，连菜刀都要实名制，还有户籍限制、居住限制、生育限制等等，连到本国所属区域都要办签证，还要收费，还不一定给批准，批准了还可以作废，并且连个说法都没有。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幸福得不得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子孙！

法律体系发展简谈

我先从一个网上的问题说起。在网上看到个帖子《如果一个人的死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那该不该剥夺他的生命？》，我觉得那作者思路偏了。

对这个问题，人权主义者会说，私权不可侵犯，凭什么要牺牲我的生命来挽救你们？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

这两个说法不是都没有一点道理，但都是粗浅地看待问题，并且走向了极端，偏离了问题的实质。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的实质其实都是同一个：这样做能不能让我们过得幸福？如果不能，那么当然就不能这么做。

作为人权主义者应该要考虑的是，虽然私权不可侵犯，但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果一味地强调私权不可侵犯并走向极端，那么当他人的行为可能影响到你的时候，他也强调那是他的私权，不可侵犯，那么你也会成为受害者。因此大家都应该有适当的退让，而退让的基础就是建立社会契约。

同样，对于民主主义者，也应该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决定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会违背“让我们过得幸福”这一原则，当“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被简单地滥用了，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也必须建立社会契约，规定个人的哪些东西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侵犯。

社会契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法律应该是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否则就不算是真正的法律，只能算是王法、家规。

既然建立了法律，当然就要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依据法律上现有的条文办事，第二是根据既成事实来处理。当然，第二条其实也是属于第一条里面的，因为它肯定要写进法律条文里，但这里有必要特别拿出来说。

好了，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死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那该不该剥夺他的生命？

那么请问，你说“一个人的死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有事实依据吗？你凭什么说这个人的死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其实这个语句本身就不是一个阐述事实的语句，而是一种猜想，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推测。所谓“能”，一般是指“可能”，最多也是“一定会”，这都是没有发生的，不是事实。没有事实，凭猜想来做判断、决策，这是不符合法律原则的。如果大家都不根据事实而根据猜想来判断、决策，尤其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上这样行事，那么这个世界就会乱套，随便找个借口就把人弄死了，这是野蛮时代常发生的事，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就故意用这种危言耸听的话来蒙蔽、误导人们。文革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惨案。因此，对于高度文明的法制社会，答案就是：不该。

有人会说，虽然他没有既成事实，但是根据以往的事例来看，他所做的这种事会威胁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我们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你确定之前的事例确实是因为那一个人的原因造成的吗？会不会根本就与他无关而是其他的原因？所以，这需要有科学依据，要能证明其中的逻辑关系。在文化、科学不够发达的时代，人们往往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做出误判，例如把灾难归结于某种人，称其为巫。

第二，既然之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前车之鉴，那为什么不写进法律条文里？如果写进了法律条文里，那么大家就会注意，不去做这样的事，从而避免那种那种情况的出现，这样对大家都好。如果已经写进了法律条文里，并且充分地宣传了，那么如果还有人再去做那种事，那就是明知故犯，故意要害人，那么就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根据事实来判断、决策的，事实就是他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例如，贩卖毒品，贩卖行为它本身并不对人直接构成伤害，但我们已经认识到毒品是会对人造成伤害的，因此在法律上规定不准贩卖毒品，当有人贩卖毒品了，我们就根据“不准贩卖毒品”的法律条文和他“贩卖毒品”这个事实来对他进行处罚。

有些行为，虽然没有发生过，但根据科学判断它是会对人构成很大伤害的，那么也可以经过立法程序把它列入法律条款。这就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促进法制建设的意义。

英美等老牌民主国家是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早期的法律对个人的行为基本上不怎么限制，做什么都可以，持枪也行，烧国旗也行，很自由。但若你的行为对他人、国家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就要予以处罚，根据损害的程度决定处罚的程度，即以受损害为法律判案的基点，这就是英美法系的来源。这种法律适用案例法，即以前这种损害程度的案件是怎么处罚的，以后也按这个标准进行处罚，程度不同则可以按比例换算。这种法律比较简单，它的法律内容主要是法典，即典型案例。

大陆法系则是以人的行为作为法律的基点，对各种行为作出限制，不管对他人、国家是否造成了损害，都要处罚，各种限制规定繁多，说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实质上是统治者害怕对其政权造成威胁。这就是专制国家的特点。统治者知道自己的权力来路不正，并且要用这个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从而必然侵犯人民的利益，所以他们害怕被颠覆。

当然，一些后来实行民主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还是沿用了大陆法系，但在人权、自由意识的影响下，其法律比专制国家的法律宽松了很多。而英美法系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认识到一些行为如果不予以限制会对社会造成较大的损害，于是也对一些行为作出了限制，从而向大陆法系靠拢。所以现在采用这两种法系的国家的法律差别不太大。

中国是一个特例，既不属于英美法系也不属于大陆法系，叫做所谓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它偏向于大陆法系，其特点是既有严格的规定，又有较大的执法空间，执法者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且权力高于法律，从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离奇荒唐的判决，还有很多根本就不按法律处理。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安全，而权力拥有者利用寻租的腐败现象又非常严重。在这个国家，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法律规定内容庞杂，并且不断增加，永远都完善不了。政府什么都怕，不仅公民不准持枪，连菜刀都要实名制，还有户籍限制、居住限制、生育限制等等，连到本国所属区域都要办签证，还要收费，还不一定给批准，批准了还可以作废，并且连个说法都没有。

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幸福得不得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子孙！

民主转型如洗衣

在工地上干了几个月，由于工地没有洗衣机，只能手洗，洗的次数多了，居然从洗衣悟出了些道理，也算是一份意外的收获。

洗过衣的人都知道，污渍和汗液光用水是洗不掉的，要用洗衣粉、肥皂才能把它们洗掉。但用洗衣粉、肥皂把污渍、汗液洗掉后，洗衣粉、肥皂却还残留在衣服上，于是还要再把它们洗掉，因为洗衣粉、肥皂残留在衣服上对人的身体也是不好的。而要把残留在衣服上的洗衣粉、肥皂洗掉，往往要洗好几道，即换几次水。因此洗衣是要洗好几道的，其中第一道是洗掉污渍、汗液，后面几道则是把洗衣粉洗掉，长沙话里把后面这几道叫做“妵”（这里只是取其音）。

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道，如果不用洗衣粉、肥皂把污渍、汗液洗掉，那么任你再妵多少遍也洗不干净。当然，不是所有的污渍都可以用洗衣粉、肥皂洗掉，但总有能洗掉它的东西，例如蓝墨水就可以用淀粉将它洗掉。此外，并不是把衣服泡在水里放点洗衣粉就行了，总要搓一搓，如果不是太脏，轻轻地搓一搓就行了，如果太脏了，就要用力搓。

民主转型也是这样。要实现民主转型，首先是要废除专制体制。在废除专制体制的时候，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东西去把它废除，但这些东西又不是民主制度所需要的东西，甚至是对民主制度有害的东西，那么在后期的民主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就要逐渐把这些东西清除掉，而且这个过程往往会很长，比废除专制体制的时间还要长。这里所说的废除专制体制的时间，是指真正开始废除的时间，相当于真正开始动手洗衣服的时间，前面的过程只是浸泡。

那些用来废除专制体制的特殊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暴力、罢工、游行示威，是公民不合作，等等。在专制制度下，暴力的方式和程度是由专制体制的恶劣程度决定的。

在废除专制体制后，开始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中，由于民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很完善，也由于那些专制集团残余势力的捣乱，还有那些之前与专制集团斗争的人们的斗争惯性，以致仍然会有暴力、罢工、游行示威、公民不合作等等现象的存在。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以及人们素质的提高或者素质低的人的死去、新生力量的融入，这些现象会逐渐减少。所以，民主制度的完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这些现象的减少、消失。当然，绝对消失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极限式的过程，只能无限接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极限值。

美国的民主制度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比较接近完善了，至少近现代史上没有大的暴力现象，罢工、游行示威也较少，那些零零星星的抗议活动只是表达诉求的方式，算不了什么。美国建立民主制度后，发生过一次较大的暴力运动，那就是南北战争。一般人认为南北战争是为了维护美国的统一，其实不是这样。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民主国家，是允许联邦中的个体从总体中脱离出去的，那为什么会发生南北战争呢？其实南北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解放南方的黑人奴隶。也就是说，黑奴制是当时美国的民主制度中的一个毒瘤，在南方地区的顽固势力不肯妥协的情况下，以主张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为首的代表国家的北方军队用武力打败了南方的顽固势力，解放了黑奴，这其实是基于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当然，南北战争同时也维护了美国的统一。在解放了黑奴的情况下，如果南方仍然要脱离联邦，也是可以的，但没有了黑奴制的南方愿意回到联邦，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凝聚力。北爱尔兰经过全民公投仍然愿意留在英联邦，也是体现了民主制度的凝聚力。制度自信不是靠吹出来的。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也发生了暴力运动，包括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各军阀的争斗、北伐战争等，尤其是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方面是辛亥革命时建立的民主制度缺陷太大，另一方面是国民素质普遍较低，尤其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欺骗性较大，共产主义者们后来甚至把民国政府赶到了台湾，并在大陆实施专制。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你这岂不是陷入了“国民素质低就不能实行民主”的怪论吗？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地理解的。民主能不能实行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制度的合理性程度，还有一个是国民的素质程度，两者兼备才能成功。水不干净，当然也不可能把衣服洗干净。说得极端点，你在一群精神病人中去实行民主能搞得成吗？但是，国民的素质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使民主实行获得成功，现今的国民素质究竟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都是没法搞清楚的。中共说现在中国人的素质太差不能实行民主，它凭什么这么说呢？事实上，人民要推翻现有体制，只是因为认识到现有的体制太腐朽、邪恶。当人民真的要起来推翻旧的体制的时候，谁也挡不住，也不存在应不应该。即便建立新的制度可能会有失败的风险，也要去试一试，因为人民已经无法忍受旧的体制了。何况，在美国等老牌民主国家的实践已经相当成熟，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行了民主，尤其是台湾都已经实行了民主，在中国已经较大程度上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在国内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还不适宜实行民主。

台湾真正实行民主应该是从1987年开放党禁以后。在台湾真正开始实行民主后，也发生过一些混乱，如国会里吵架、打架等等。这一是因为其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二是因为之前的专制压迫使得人们的素质较低、性格扭曲、自私心太重，以及在专制时期的斗争性的惯性使然。之后就慢慢好转了。当然，近期又发生了太阳花革命，但太阳花革命已经很理性了。所有大规模的民众运动都没有什么不对的，不对的肯定是制度中的缺陷。而个体的不当行为当然是个体的素质的原因。

胡德平先生最近在新京报采访时说到“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最大的阻力”的问题。胡德平先生所说的“特殊利益集团”当然主要是指专制社会时期的权贵集团，但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专制时期，也存在于实行民主后，尤其是刚开始实行民主的初期。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初期，一些专制时期的抗争者会成为权力的拥有者，由于民主制度还不够完善，及这些从抗争者变成权力的拥有者本身的素质问题，他们也会成为民主制度进步完善的阻力。陈水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中国大陆的民运圈里就有一些人只顾为自己造名声、拉团队，不支持、配合他人，甚至诋毁、攻击他人，这些人在专制体制垮台后、开始实行民主的过程中很可能会成为阻碍民主的因素。

任何时期都会有获得利益较大的群体，如果他们的心胸不够宽宏，没有博爱精神，就会希望保持这种能使之获得较多利益的制度，从而成为阻碍制度进步完善的障碍。美国的南北战争，其实也是因为南方的特殊利益集团——拥有奴隶的群体不想废除黑奴制而引起的。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些有各种毛病的民主人士要想叫他们改掉那些毛病是比较难的，所以民主制度的完善过程也像洗衣一样需要换水，即老人退出、新人加入。胡德平先生在新京报采访时说要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至少需要两代人50年的努力，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胡德平说的是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并不是指中国实现民主的时间。怎样算是实现民主了呢？之前我就提出了民主的三个基本条件的说法，即：民主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言论自由，2、多党竞争，3、一人一票。满足了这三个基本条件，就算是进入了民主社会。但是，这离真正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还有较大的距离。但只有满足了这三个基本条件，民主体制才能逐步完善，因为民主制度具有自我完善功能。美国刚建国的时候也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而是通过两百年来的完善才比较接近了。

所谓真正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是一切问题靠法律解决，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方式、途径，即便是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解决还不够满意，但也相信法律、服从法律。例如美国的辛普森案件，其实很多人对法院的最终判决还是不满意，但他们还是服从了法律。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是他们相信，案件的情况已经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被大多数人了解了，即便实行全民公投（当然事实上不可能就一个刑事案件进行全民公投），也会使这样的结果；至于这个个案中不尽人意的地方，他们也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了，大家也都了解了，之后可以通过民主制度使之完善，从而不至于再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美国基本上没有因不服法院判决而游行示威的，也不象现在的中国那样有那么多上访的访民。

只有在满足了民主的三个基本条件、成为民主国家后，才可能真正走向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否则就永远都不可能，就象洗衣服没用洗衣粉洗掉污渍一样，妵再多遍也洗不干净。胡德平先生在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他没有谈，还是被删掉了，反正在新京报上你不可能看到这个问题。

一个胸怀博爱至死追求正义的志士

  今天我收到一条手机短信：这是我明天离开广州之前，最后群发的一条短信：“首先，我：乞行中华－徐少华，诚恳地向这一个月来，被我不断群发短信所‘骚扰’的朋友们道个歉！感谢你们的聆听和忍受，原谅我的无礼和粗鲁！……在兲朝追求民主宪政，欲达成每一个公民都能一人一票来选举自己认可的市议员、省议员、国会议员、直至总统，是我多年来的理想。为此，我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奋进，并将激励我直至生命的终端！我之所以同意和安徽国保及我哥哥回铜陵家乡，是因为在我苟延残喘的生命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心愿没有落实好，那就是：和红十字会签订器官、遗体捐献协议书！为人类的医学事业奉献自身最后的一点价值！我爱你们：一路同行追逐光辉与正义的朋友们，让我们：坚实信仰！坚定信念！坚守用爱与包容的非暴力行动理念！”

这个徐少华不是扮演《西游记》中的唐僧的那个，他是安徽铜陵的一位追求宪政民主的义士。前些天我回广州的时候去梁颂基家碰巧与徐少华见到了。一见面，听到他那嘶哑的声音，就觉得诧异，他说他患了喉癌，已经是晚期，说的时候用手指了一下喉部。我仔细一看，他的喉部装了一个黑色的圆圆的中间有个孔的东西，看上去象个装饰品，后来才知道那是出气孔，吸气的时候就要用手指按住那孔。于是我劝他不要说太多话，他说没关系。尽管他身患重病，但表面上却看不出是有病的样子，而且充满激情，他用那嘶哑的声音讲述着他的经历、思想，讲述他这些年来拜访过的朋友，不时用手指按住喉部的通气孔调整一下呼吸。

他曾经做生意拥有几百万资产，但一直热心宪政民主事业，写过很多文章。他说六年前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两年，于是快到两年的时候他变卖了所有的产业，安顿好家人，然后以乞行中华的名号周游各地，寻访有宪政民主理念的仁人志士，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研讨策略、推介值得信任的人士，还参与了很多维权事件的围观。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见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但是很可能他看不到了，但他也无怨无悔，因为他做了他能做的事情。他说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于是拜托我们帮他一个忙，那是他前些天和一些朋友聚会时的合影，他去冲洗出来了，在那上面写了一些话，要我们帮他交给他们。

听了他的情况，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我能帮他些什么，想到他的名号“乞行中华”，我想捐点钱给他，就说你这一路上花费不少，恐怕经济上也很困难吧？我还没说完，他听出了我的意思，就说：不用，我虽然现在没什么钱，但还能维持，家里已经安顿好不需要我负担，你不用给钱给我，我之所以用“乞行中华”这个名号，是为了避免国保找我的麻烦，有好几次他们抓了我，看我这样子，又不敢拘留我，怕我万一死在里面添麻烦，就把我放了。他说得很轻松，但我心情却很沉重。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投入全部精力为理想而斗争，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这样？共产党曾经宣传过他们很多所谓的英雄事迹，后来我们知道那些全都是假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很多垂死的官员留下后悔的话语，或者以跳楼等等方式结束自己罪恶的生命。

徐少华清楚他很可能等不到民主实现的那一天，他也难以在中国民运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流芳百世，毕竟他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他仍然要把余下的时间、精力全部投入到追求宪政民主的斗争中去，默默地贡献，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宪政民主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

从徐少华的言谈中，看得出他是一个胸怀大爱、且很理智的人。尽管他遭受了这个专制体制的很多迫害，但并没有因仇恨而走向极端。他并不反对其他的斗争方式，但他认为非暴力斗争是最基本的、目前来说最可行的方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然坚持非暴力斗争的理念，大力宣传非暴力斗争。尤其他刚发给我的短信提到捐献器官、遗体，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多年前我也曾在网上公开立过一个捐献器官、遗体的遗嘱，但是，当我后来了解到中共在人体器官移植中的一些黑幕，了解到中国红×字会的黑暗，并且在我决定站出来公开与这个体制进行斗争以后，我取消了这份遗嘱，我担心这份遗嘱会诱使他们故意迫害我、拿我的器官去谋取他们的私利。而且我觉得，在当前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社会里，真正有经济条件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权贵阶层的人，我不希望我的器官移植到那些人的身上。

但是看到徐少华发给我的短信，我不由得对他更加敬佩。不过，敬佩归敬佩，我还是不会象他那样做。在中国没有实现宪政民主的情况下，我仍然不会再立捐献器官、遗体的遗嘱。我想，我把我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追求宪政民主的事业中，就已经可以不愧对这个社会了。

至于徐少华兄弟，我唯有希望他能活得更久一点，久一点。其实，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时刻不太远了，真的，不太远了，我们一起再更加努力一点、更加努力一点，让它来得更早一点、更早一点……

保重！少华兄弟！

                                       2014年11月16日

首发于新公民网站http://xgmyd.com/archives/9957

谈警察审讯的作用等问题

警察控制罪案嫌疑人后，都会对其进行审讯。

根据法律原则，法庭不能仅凭嫌疑人的口供而对其作出判决，因为口供可能是虚假的，嫌疑人可能因为某种利益因素而作假口供，诸如遭受了警察的酷刑、恐吓、欺骗而承认有罪，或者收受了他人的金钱而冒充罪犯，所以法庭必须根据其他有效证据进行判决。此外，嫌疑人在法庭上可以对警察审讯时的口供予以翻供，不予承认。因此，警察审讯获得的口供在法庭上并没有关键作用。所以，一些国家的警察在控制住嫌疑人后会对嫌疑人说：“你可以保持沉默。”

那么，警察为什么还要对嫌疑人进行审讯呢？审讯的作用是什么？

审讯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获取线索。获得线索的意义又在什么呢？这有几个方面：

1、如果这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罪犯，但由于他在罪案现场或与罪案有一定的关联，那么通过对其审讯就可以获得线索尽快将真正的罪犯抓获，防止其进一步犯罪，以及根据被审讯者提供的线索取得相关的证据。既然他不是真正的罪犯，那么作为一个公民，是有义务配合警方查案的，这是维护社会秩序应有的公德。假如被审讯者撒谎，一旦被查实，将会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起诉；如果被审讯者对所知道的事情不说，或者说“忘记了”、“记不清了”，那么一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故意隐瞒，也会被起诉；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起诉他故意隐瞒，那么他不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有可能会影响他的个人声誉形象，因为公众可能会觉得象那样的事不应该忘记、记不清，从而对他的诚信度和社会责任感打折扣。因此，一个有素质的公民是会配合警方、如实回答的。当然，这只有在充分民主、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才是这样，因为人民真正享有政治权利、有选票，所以都很讲诚信、注意个人声誉、形象。在那些专制国家，政府首先就是不讲诚信的，破坏了社会的诚信体系，公民也就都不讲诚信了。

2、如果这个嫌疑人是真正的罪犯，甚至还有其他在逃的同伙，那么，通过审讯，嫌疑人如实交代了，警察会向法庭说明，法庭就会酌情予以轻判。如果他不如实交代，甚至导致其同伙未及时被捉拿又继续犯下了罪行，那么他就会受到法庭的严惩。这就是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过，这个“从宽”、“从严”应该是由法庭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警察来决定的，警察只有建议权。当然，这都只有在真正依法治国的宪政民主国家才会是这样。

3、如果被审讯人在警察审讯时没说真话，到了法庭才说真话，即使他之前对警察说的谎话对破案没有影响，也会导致其在法庭上的可信度降低，当某项证据处于可信也可不信或庭审判决可判有罪可判无罪的情况下，法庭就可能做出对该嫌疑人不利的裁决。

所以，被审讯人千万不能对警察说谎。一些国家的警察在控制住嫌疑人后对嫌疑人说：“你可以保持沉默”，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其含义就在这里。当然，如果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说的谎，则法庭可以不视为嫌疑人的过错。如果是在警察的诱骗下撒的谎，也可能会被酌情谅解，但必须要有证据证明是受到了警察的诱骗，因此，审讯记录就非常重要，一定要要求记录员把警察的原话写上，否则就拒绝签字，不然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当嫌疑人担心自己所说的话会对自己不利时，只能是保持沉默，你可以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说，我保持沉默”，或者要求见自己的律师。如果你真的没有犯罪，那么不用害怕保持沉默会对你不利。

有些罪犯知道自己犯的罪很重，觉得坦白了也难获轻判，就想靠撒谎、抵赖来逃脱惩罚。如果他完全保持沉默，他担心警察会认定他是罪犯，盯住他不放，所以往往会撒谎，以消除警察的怀疑，转移警察的视线和思维方向。然而，事物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他编的谎言只是篡改了部分事实，它与那些没有篡改的和篡改不了的事实必然无法吻合，因此有经验的、善于分析的警察就能从这些破绽打开缺口，从而把案子破了。而那些没有经验、不善于分析的警察往往就凭着直觉认定对方是罪犯，当审讯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束手无策的时候就采取刑讯逼供。所以，刑讯逼供的警察往往是笨警察。当然，还有一些警察是故意要陷害、屈打成招的，这在不民主的国家很常见。但假的就是假的，总是会败露的。正如一句名言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近年来中国的好几起冤案都相继现出了真相，这些冤案反映了中国的专制制度导致的乱象。没有真正的民主，依法治国只能是一句空话。

有人会说，如果嫌疑人拒不交代，警方又一时找不到证据，那岂不是会放过了一名真正的罪犯？当然是有这种可能。但是，宁愿放过一名罪犯，也不能破坏了法律、纵容了胡乱执法的恶习，毕竟一名罪犯所造成的危害是很有限的，而破坏了法律、纵容了胡乱执法的恶习则贻害无穷，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一种极其残暴的专制思想，把人不当人看。以前中共说蒋介石说过这样的话，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倒是想出这句话的中共恰恰是这样做的。

有人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警察通过刑讯逼供获得了线索，破了案，使真正的罪犯得到了惩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1、无论如何，这都不能说明刑讯逼供是合法的、应予提倡的。2、警察在要进行刑讯逼供的时候是凭什么认定对方是罪犯呢？如果没有充分的依据，那就是瞎来，就很可能使无辜者受到伤害；如果警察真的是有充分的依据认定他是罪犯，那么法庭也同样会这样认为，公众也同样会这样认为，那么即使没有更多的证据，嫌疑人也同样会被判有罪、受到惩罚。警察无非是出于贪功的心理想获得更多的证据或者掩盖他不善于获取证据而采取刑讯逼供罢了。

很多国家的法律上有一条：警察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无效。其实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看待。很多国家的法律对这一条的阐述并不详细、全面。合理的阐述、做法应该是：警察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如果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影响，那么就应该视为无效。如果警察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影响，那么是可以视为有效的。不光是警察，当事人、律师非法获得的证据也是这样。例如，某人掌握了一个关键证据，但拒不交出来，律师采用偷盗的手段获取了该证据，如果律师的偷盗行为过程中不可能影响该证据的真实性，那么这个证据还是可以视为有效的。这并不是鼓励采取非法的方式去取得证据，只要对于证据的有效性的判定能够做到真正的公正，对非法行为给予严厉打击，这种行为就不会泛滥，因为采取非法的方式去取得证据是有很大风险的。

要做到真正公正的判决，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司法独立。司法人员的权力来源不是由行政长官赐予。

2、实行陪审团裁决制。陪审团成员通过随机的方式产生。

3、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不一定是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有时候，陪审团的判决表面上是挑不出问题，但公众普遍认为不恰当，那么陪审团成员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就会下降，会对其社会活动有影响。

有人会说，陪审团成员通过随机方式产生，他们不一定懂法律。其实陪审团成员不懂法律并没有关系，辩护律师会把相关法律条文都摆出来、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陪审团成员只要懂基本的道理就行了。当然，陪审团成员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的，总不能让文盲去当陪审团成员。

让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左右社会发展的方向，这就是民主；让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这就是宪政。

首发新公民网站http://xgmyd.com/archives/9864

有人敢接招吗？

有人看了我写的《用易经算命的骗子》一文后，非常愤怒，坚称易经算命是很准的。

那么，请问你能不能算一下我什么时候会赏你一巴掌呢？

如果你算不出，那你就自觉地自己赏自己一巴掌吧。

如果你说你算出来了，在某个时间我会赏你一巴掌，那么请你把结果写在word文档里，加密，发给我，不要告诉我密码。如果你担心word文档的密码会被解开，也可以用信纸写好后用防射线的锡箔纸封装起来寄给我，记得在封口处打上封条和印记。等哪天我赏了你一巴掌后，咱们一起打开这个文档或信封来进行验证，还可以请很多知名人士一起来见证。如果你算错了，你写的时间与我实际打你一巴掌的时间对不上，你就再自己补一巴掌给你自己；如果算对了，那么恭喜你，我将替你大力宣传，奉你为神明，如何？为了给易经算命洗清冤屈，使之得以弘扬，受这一巴掌是非常值得的。你不用怕，咱又没练过什么降龙十八掌，打不死你的，顶多把你的嘴巴打歪了。况且，既然你算对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巴掌本来就是命中注定的，你应当无怨无悔，甚至视为荣耀。

当然，你最聪明的做法是，说你算出来了我永远都不会打你一巴掌，然后永远都躲着我，最好是永远都不要再抛头露面。只要你一露面，我就可能会过去赏你一巴掌，哪怕你换个马甲也没用。

有人敢接招吗？

有些人就是给脸不要脸，平时牛皮哄哄的，到了关键时候就不敢接招了。

也许你会说这很无聊，可是，事关易经算命的前途问题、荣誉问题，怎么能说是无聊呢？你又算了些什么不无聊的事呢？老是拿那些没法验证的事来说有什么意思？有本事就来真格的。再丑的媳妇也要见公婆嘛，除非不是人。

用易经算命的骗子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此发达的现代，仍然有不少人在相信用易经算命、搞预测，甚至有的大学都开设这类课程。中国人的愚昧不是一般的严重。

如果易经能算得准，为什么不算算中国能不能实现民主、什么时候实现？如果你说你算出来了，中国不可能实现民主，那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去你的蠢猪！”等到中国实现民主的那天，你是不是该自刎呢？你敢下这个承诺吗？如果你说你能算出来中国什么时候能实现民主，那么能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吗？其实，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你算的结果，但是我还是会要你写一个如果算错了就自刎的承诺书。这不是哥不尊重你，是你他妈的自己先不尊重别人，拿别人当猴耍。苏联解体你算出来了吗？柏林墙倒塌你算出来了吗？罗马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利比亚等等这些国家的体制转型你算出来了吗？你说这些太遥远、不关你的事，那好，台湾实现民主你算出来了吗？

算命的都是些巧舌如簧的家伙，总是会编出一些理由来为自己辩解。曾经有个搞易经算命的跟我说，易经不能用来预测政治。问他为什么，他说反正就是这样，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于是我说好吧，我就不问政治，那你能不能算出来哪里、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他说算了也不敢说，政府会以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捕。我说看来你不傻嘛。那你能不能先把算的过程和结果录好像给我，我先不看，我锁起来，钥匙交给你，等地震发生后，你再告诉我，把钥匙给我打开来看。咱们甚至可以让公证处进行公证。我不用你拿命来赌，如果算得不准，你以后就别再提什么易经算命了，老老实实好好做人；如果算准了，我把录像公布出去，替你宣传。既然算准了，总不用怕了吧？一旦事实证明了你用易经能预测地震，那么国家就不用花那么多钱搞地震研究、预测了，就请你们这些易经专家搞预测就行了，成本又低，预测得又准，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结果他还是不肯算。我说这些大事都不去算，你还算个屁啊 。你们就只敢拿一些个人荣衰兴败的事来算，骗点钱而已。反正那些相信算命的人大都是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成天梦想升官发财的脑残，容易骗，你们就投其所好。你们跟那些街头算命的混混就是一路货色。他愤然离去。对付这些骗子根本不用客气。

并不是说易经毫无价值，但用它来算命纯粹是扯蛋。易经算命是先问所算的事，再用三枚铜钱摇卦，根据铜钱落地的正反面情况确定卦象，然后根据得到的卦象到易经中寻找对应的卦辞，即解卦。我不否认，易经中的卦辞写得很有意思，与生活中见到的情况有很多吻合之处，但是，通过摇卦来把所问之事与易经中的卦辞联系起来，这依据何在呢？虽然易经中的卦辞与生活中见到的情况有很多吻合之处，但那也只是世态万象中极少的一部分，更何况世界、人都在不断的变化，几千年前的古人肯定不知道当今的很多现象，因此现在的算命者都是靠察言观色、旁敲侧击、靠巧舌如簧、牵强附会地编造来解卦，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靠易经来算，易经只不过是用来作道具，其实用其它的道具，甚至根本不用道具，他们一样可以演戏，只不过用了易经就显得经典、深奥一些。

后人还发明了其它的摇卦方法，又凭什么说它是准的呢？假如用不同的摇卦方法来算，是不是算得的结果是一样的呢？显然不可能次次都一样，那么以哪个为准？按说应该以最早的摇卦方法为准，那也就是说，后来的摇卦方法是骗人的。事实上，那就是后来的人为了骗人的时候省事一点而发明的。为了骗人不择手段，这是所有骗子的本性。其实，别说不同的摇卦方法，就算是同样的摇卦方法，重复再摇的话，结果也很难与前面的相同。于是易经算命者们就说用易经算命只能算一次，再算就不灵了。这纯粹是为穿煲作辩解。科学的东西必须是可以反复验证的，如果不能反复验证，那就肯定不是科学，而是骗人的把戏。

中国的骗子、骗术是世界上最多的，易经算命可谓功不可没。

前面说到，那个用易经算命的家伙也知道在中国擅自发布地震预测消息会被政府治罪。可是在美国擅自发布地震预测消息却不会被美国政府治罪，这是为什么呢？用易经算命的家伙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因为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公民可以发布任何言论（除了诋毁一般公民的言论和国家声明属于国家机密的事情）而不受到追究，包括可以制造、散布谣言。有人说那这不会乱吗？可是美国乱了吗？没有，因为美国人不会相信那些非权威机构发布的消息。那为什么中国人会相信非权威机构发布的消息呢？因为中国政府一贯以谎言欺骗人民，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那些所谓的权威机构则沦为了政府的走狗，经常按照政府的旨意发表骗人的鬼话，人们不再相信他们，并且戏称那些专家为砖家，于是非权威机构发布的消息反而容易被相信，当然也就容易被人利用。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是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那些用易经算命的家伙其实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实。你说他们傻吧，他们又不傻，还知道故弄玄虚地去骗钱，可他们其实只是有点小聪明，没有大智慧。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应有的权利、利益。如果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他们可以用正当的途径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用这种骗人的把戏只能获得一点蝇头小利，即使他做大了，获取了暴利，那么就会成为政府打击、掠夺的对象，王林等等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下场。王林那么神通广大，他有没有算出来他会是这样的下场呢？王林等等骗子的落网并不是政府在主持公道，而是政府要等这只羊养肥了才下刀。

以前算命的大都是一副落魄相，于是他们就说算命的不能自己给自己算命，以此来打消人们的疑虑。现在有些用易经算命的家伙则抛出一个说法，说真正会用易经算命的首先要自己能赚到钱才能让别人相信。说这种话的家伙显然是比较富裕的，这番话一来增加了自己的可信度，二来还打击了那些落魄的同行。但是，他之前赚的那些钱真的都是靠易经预测去投资赚来的吗？即便是，也是偶然，瞎猫碰到了死老鼠。有本事你闭关一个月，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上网、不打电话，与世隔绝，哥给你包吃包住包三陪，一个月后，你算算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要是算准了，别说叫你师傅，俺叫你作爹都成。骗子们，敢吗？

世界上任何事情的发生，无非是两种因素造成的，一是自然因素，二是人为因素。自然因素造成的，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就是了；人为因素造成的，当然要从人的方面去解决。世界上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意识、行为，并且具有随意性、多变性，在无序状态下，很难去预测、防范，那么如何从人的方面去解决呢？这只有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制度，让大家都觉得按照这个制度去做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好处，于是都自觉地去遵守这个制度，使得社会有序化，从而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灾难。这样的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真正科学的预测，既要针对具体的客观条件，又要根据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由于有时候一些影响事物变化发展的人的因素难以发现，因此通常的预测也只是指出有哪几种可能，哪种可能性最大。而易经算命者根本就不顾事物本身的客观事实，只是凭着机械的摇卦来作判断，并且为了让人们相信而总是把话说得很绝对。

很多中国人一是崇拜权力，二是崇拜金钱，以为只要有了其中一样，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这都是长期的专制欺压造成的扭曲的观念。当他们不能通过正当的行为去获得权力权力或金钱的时候，就相信命运，迷信算命。专制的欺压使他们变得懦弱愚昧，他们宁愿相信他们的命运系于那几个铜钱的摇抛，也不敢相信靠大家的争取能够改变社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不知道，在个人基本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里，权力再大也会失去，金钱再多也是权力的奴隶。他们也不知道，在个人基本权利有保障的民主社会里，权力和金钱都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哪怕你没有工作能力，国家也会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只要你愿意工作，就能过得更好，如果你的能力比别人强，就一定能发挥出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财富。

在人的社会里，当然是要建立人与人相处的契约、共同遵守才能和睦相处。只算自己的命而不利用契约去约束人的行为，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没有易经的西方国家很发达，而有易经的中国却很落后，仅此而言，易经就不是个能上大雅之堂的东西。易经终将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而被淘汰，顶多也只能成为一种游戏让人们取乐一下。

不寂寞的旅行

    我家在广州，现在长沙工作，每次回家都是坐火车，不坐高铁，一来省钱，我宁愿把省下的钱捐出去，也不愿给铁道部；二来坐火车可以找机会跟车上的人聊天，高铁那环境不适合聊天。虽然我这人不善于跟陌生人搭讪，总觉得唐突地找人聊天不太好，但想点办法还是可以找到机会聊起来的。

今天在火车上，看见警察过来查身份证了，我就装睡，那警察叫我很久，还拍我肩膀，我不理他，照样装睡。叫了好一会没叫醒我，他只好先去查其他人。整趟列车查完了，他竟然还不放过我，又过来拍我。我觉得差不多了，估计这会儿周围人都在看着我们，于是我就“醒”了。那警察说拿身份证出来看看，我说先把你的证件拿出来看看。他说我这身警服、警号就是证件。我说这哪能算，这身衣服谁都可以穿，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警察。他说列车员、列车长都知道，我说他们知不知道是他们的事，按规定，警察执法首先要出示证件，何况，还必须是不少于两名警察，看来你根本就没学过《警察法》。他愣了一会儿，说：你意思是要我把他们都叫过来？我说那是你的事。他说好吧，你等着，就走了。旁边一个列车员说，他要查就给他看一下呗，还不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我说：执法者首先要遵守法律，任何理由都不能作为他不守法的幌子。何况进站时就查过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就不信查个身份证就能查出坏人来了。我就是要遏制他们胡乱执法的恶习。那列车员也悻悻地走开了。

我见大家都看着我，就拿出名片来，笑着说：“我不是什么坏人噢，给大家看看我的名片吧。”然后把名片发给周围的人。他们看了都投来敬佩的目光，有人还念出名片上的内容：“自由民主人士、高级工程师、诗人……了不起！”还有人问我“民主的三个基本条件”是什么意思，我就解释给他听。

坐我对面的一个老头特别感兴趣，一聊，原来他是个访民，正要去北京上访，因为他种的一大片果树被当地政府强行霸占了，打官司法院也不主持公道。我跟他说：你要上访我也不反对，但这是一条非常艰难又没什么希望的路，甚至还可能遭受更大的迫害，我跟他讲了唐慧的故事，还有其他很多访民的悲惨遭遇。我说，访民都是仍然相信共产党是好的，以为中央会替自己主持公道，这完全是错误的认识。接着就讲了共产党的欺骗本质，讲了专制制度的邪恶，讲了民主的好处，说只有实行民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等等，基本上都是网上那些启蒙帖的内容，我也多次在火车上和其他场合跟人讲过。然后我又把《站在正义这一边》的歌曲视频放给大家看，那个老头看到视频中有举牌的照片，就说，我也要举牌，我现在举，你能帮我拍下来发到网上吗？我说可以啊，他就把他带来的一个写着字的编织袋拿出来，举在胸前，我给他拍了照。但是他那内容太多，字太小，我说要精简一点，他说他没什么文化亲戚又不敢帮他。

    聊着聊着我就到站了。这趟旅行不寂寞。

报恩与雪耻

最近在腾讯看到这样一条新闻：一个男孩在一户农家避雨，这户农家的人见他又冷又饿，就送了一支玉米给他吃。这男孩长大后当了老板，赚了不少钱，后来找到这户农家，回赠一套三室两厅的楼房。看起来这是一个充满所谓正能量、值得称赞的事，但我却从中读出了邪恶。

赠送一支玉米是很平常的事，谈不上什么恩惠，那些相处得好的邻里之间、同事之间经常会有这样的相赠。而这个男孩当时也并不是无家可归、无米下锅，那一支玉米还谈不上是救命的。一次这么一点的恩惠就让这个男孩记挂一辈子，甚至报以如此大的回报，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这辈子感受到的人间温暖太少了！说明这是他这辈子感受到的最大的人间温暖！这是不是他的悲哀？是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你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赚了不少钱，可那个赠你玉米的农家这么多年来都赚不到买这样一套房子的钱，仍然住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过着艰苦的生活。这社会上象你这样能当老板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个农家那样的却是绝大多数。这就是说，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提高，都一直在贫困线上下徘徊，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不是悲哀？这是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对于这么平常的一件事，他为什么要报以如此大的回报？他若是真心想表达爱心、弘扬博爱精神、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可以把这笔钱用在其他很多值得做的、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一套住房对那个赠他玉米的农户家想必不是什么雪中送炭，而那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不上书、吃不饱、穿不暖，甚至住的地方都没有，你为什么不去资助？当然，你捐给红×字会也没用，那样的话就被那些贪官贪污、挥霍掉了，但仍然有很多方式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到那些急需帮助的人。所以，这个老板的做法，无非是想搏出位，制造新闻效应，想当第二个陈光标。对他来说，这笔钱比广告费划算多了。我不敢肯定这事是不是有当局在其中策划，是不是有其他背景，但当局确实喜欢制造这样的新闻，以此来给这个道德、爱心缺失的社会打一剂兴奋剂。咱们的媒体总喜欢拿耻辱当感动。

在中国这个不合理的制度下，完全合法地经营很难赚到钱，绝大多数经营者都有违法、官商勾结的成份。不知那个回赠楼房的老板是不是坏事做多了，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赎罪，或者掩盖其丑陋的那一面。

如果你是真心想回报他们的恩惠，那么早就可以去做，不需要隆重的礼物，只需与他们保持联系，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下就足够了。那么多年你不露面，一露面就来这么一家伙，你什么意思？要是那户人家被强拆了或因其他原因找不到了，你上哪报恩去？如果平时有互助友爱的交往，又何须如此暴风骤雨式的报恩？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做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的时候，并不指望回报，更不会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回报，他们只是希望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让这个社会充满爱心、人与人和睦相处。可你却让这份爱的传递断了几十年，这份损失有多大？你以为能弥补回来吗？要是你这辈子都没当老板，是不是就一辈子都不报恩、都不传递爱心了？

爱心的传递不需要惊天动地，只要像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就行了。等土地干涸了再来一场洪水，那不仅不是解决干旱的问题，反而造成水灾。

不少中国人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现在落魄，没办法顾面子了，诚信、人格都没办法讲了，甚至做人最基本的道德都懒得管了，等我翻身了，大富大贵了，再来讲这些东西，弥补过去的缺失。在他们的观念里，所谓的报恩其实是一种雪耻的心理，借报恩的名义洗去往日的屈辱。这种人特别渴望成功，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他们也喜欢买彩票，期望一朝中大奖（却不知道中国的彩票都是骗人的）。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人拿吃饭、看病的钱去买彩票。他们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你一定能翻身吗？

在这个体制下只有少数出卖自己良心的人可能会飞黄腾达，但即使飞黄腾达了，也仍然没有保障，说不定哪天就成为了这个体制的牺牲品，因为它完全没有道义、规则、诚信，以掠夺为其天性。而且，即使你飞黄腾达了，其实你仍然还是没有人格的，在强权面前你还是一条哈巴狗。

这种人把金钱、地位、耀武扬威当成人格、尊严，当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自己看不起自己。他们把苦难归结于命运，却不知道，苦难真正的原因是在于社会体制。一个好的体制能够减少灾难、对苦难者给予救助，而一个不好的体制则制造灾难、加深苦难。不管你是抛掉良心去追求所谓的成功，还是默默忍受这个体制的欺压，其实都是在助纣为虐。只有起来抗争，改变这个社会，才会真正有翻身的希望，而更重要的是，你现在起来抗争，至少你现在就有了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不是你有多少财富、多大的权力，而是你是否有担当精神、是否有不向邪恶屈服的勇气！

只有实现宪政民主，才是对善良的人们、对这个社会最好的回报。

为被称为舔菊派的人说点公道话

有些人为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一些做法叫好，认为习近平是要真正搞政改的，会走宪政民主之路，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结果这些人遭到坚定的民主斗争派们的猛烈攻击，并被称为“舔菊派”，骂得狗血淋头。

我不是舔菊派，也没人说我是，但我要为那些被称之为舔菊派的人说点公道话。尽管我对这个词很反感，但在这篇文章里又不得不用它。

其实，那些被称之为舔菊派的人，他们之所以抱那样的观点、态度，除了希望实现宪政民主的代价小一些以外，更主要的是，在他们看来，从习近平那里看到的希望比从民主斗争派那里看到的希望更大。民主斗争派们这么一骂，他们更加觉得你这边的希望渺茫了。

事实上，民主阵营近一、二年来确实很乱。关于斗争路线的争吵，关于暴力与非暴力等斗争方式的争吵，关于新公民运动名称的争吵，关于派系的争吵，关于还要不要搞启蒙的争吵，关于募捐款运用的质疑，等等等等，经常是吵得一塌糊涂。吵吵倒还没什么，可吵着吵着就开骂了，什么难听的话都骂，甚至有人追着别人的屁股骂，从这个群里骂到那个群里，人家不理他了还照样骂。“舔菊”这个词的诞生也是这段时期的一个杰作。也不知道谁发明的，想必没有亲身体会是造不出这样的词的。那些常常喜欢把这词挂在嘴边上的，也不知是有共鸣呢还是喜欢意淫。要意淫也意淫点好的嘛。

有些人，短短的一段话都错别字连篇、语句都不通顺的，也充斥着骂声，就因为个别字句有点个性，便博得一众喝彩，于是更加得意。我倒不是说文字水平不行就不能发言，既然文字水平不行，你就好好学，要学就学好的，干嘛偏要学坏的呢？

有的人说，我就这样的个性，我不是什么领袖、精英，我也没想过当领袖、精英，我有言论自由，我就这么着，人家喝不喝彩那是人家的事。是的，你说的没错，我没怪你，噢，别跟我急。我只是感叹，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几乎成了民主阵营的主流，这怎么让人看到希望呢？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骂人。鲁迅也喜欢骂人，可人家骂得就是有水平，他的骂不损害他的知识分子形象。你骂别人，你得表现得比人家人格素质高才行，否则就是泼妇骂街、流氓耍痞。历史上还没见过流氓骂人获得喝彩的，如今世道变成这样，是好事吗？共产党里最流氓的毛泽东，当初对于那些持不同立场、态度的人也没有用这么粗痞的话来骂嘛。

有些人做了一些事，得到了不少人的抬举，自以为有了资本，也贪过瘾凑热闹去骂人，殊不知，这样反而掉了自己的价。

不管怎样，那些被称之为舔菊派的，至少他们没有象五毛那样昧着良心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违背逻辑，毕竟他们是支持宪政民主的，他们用寄希望于习近平的方式来宣传宪政民主，风险更小，在民主圈以外的地方更容易传播，把宪政民主的思想理念、常识传播出去了，这不是坏事，甚至效果更好。他们支持习近平搞政改只不过是借锅炒菜而已，借什么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炒的是什么菜。只要是支持、宣传宪政民主，那就是好菜。习近平说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咱们可没吃共产党的饭，就算借它的锅炒一下菜，等菜炒好了，照样要砸它的锅，因为那个锅养着他们那帮畜生欺负咱们。没有了那个锅，咱们就会有更多更好的锅。可惜，现在民主阵营的不少人不但没有真正去砸共产党的锅，反而把精力用在砸同仁和旁人的锅上。

搞社会运动，靠的是政治主张和组织、行动能力，绝不是靠骂人的本事。你搞你的，他搞他的，谁能搞起来谁就有本事，不管谁搞起来，只要能废除专制、建立宪政民主，那就是大家的福祉。自己不去搞或搞不起来。却去骂别人，那有用吗？

那些被称之为舔菊派的，本来还可以争取他们为民主斗争派捐点钱或者帮点其他忙什么的，被这么一骂，就没戏了。

这里所说的被称为舔菊派的人，不包括周小平、司马南之流。对于这些家伙，也不必用舔菊这样的词骂他们，就骂他们走狗就行了，鲁迅也是这样骂的。

不要以为有不少人寄希望于习近平，革命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该革命的时候自然会革命。历史上绝大多数革命并不是鼓动起来的，鼓动起来的革命不一定是好事，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当然我也不是说不应该去鼓动，你能鼓动起来那是你的本事，但你不能因为别人不鼓动就骂别人。当然了，现在骂人舔菊比骂共党更安全，说不定还受到保护呢。你要真是痛恨专制，真的忍不住想骂，就把这精力用在骂共产党去呗，难道因为共产党说骂它不倒就不骂它了吗？这事你咋就这么听它的话了呢？搞内斗有什么意思呢？我被以煽动颠覆罪名刑事拘留期间，有一次两个监犯吵架，眼看要动手了，我上去吼道：“吵什么吵！有本事跟共产党斗去！在这里逞什么能？大家都是给共产党害的，相互之间斗有什么意思？赢了又能怎样？”于是那两家伙就不出声了。民主圈里的人总不至于比那两个监犯还不知好歹吧？

民主阵营现在的凝聚力很不够，很不成气候，连搞个签名都搞不起来。也难怪人家对民主阵营不抱希望。当然，这里面也许是有人故意捣乱，也许是有些人有个人的小算盘，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整个民主阵营目前这样的状况不是好现象。

不过，民主阵营不景气，不等于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没有希望。至少在推翻当前这个专制体制这件事情上，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肯定不会是当前浮出水面的民主阵营这帮人，包括本人在内。这帮人有多少？大家都很清楚。到时候那些有影响力的还真难说会不会一起被活埋了（也不知道俺现在够资格入选那活埋名单没）。我坚信真正的力量还是在那些并没有浮出水面的绝大多数人。

对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我始终充满信心，这个信心的来源，更多的是在于对共产党的邪恶的认识，它的邪恶必定会损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最终导致人们都起来反对它，使它垮台，不管它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强大，也不管它采取怎样邪恶、卑鄙的手段。

《关于恳请联合国加强维护世界人权的呼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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