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

现代楚歌

现代楚歌
——8.13被传讯记
徐琳

2015813日下午三点多钟,我在工地办公室打电脑。本来我约了刚出狱的李化平晚上见面的,由于前一天晚上突然发生天津塘沽爆炸事件,影响巨大,我正在赶着为之写一首诗,刚刚写完,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工地施工单位的一个负责人带着两名穿便衣的人进来,叫我跟他们去一下暮云镇派出所。其中一位我见过,是上次来过工地的暮云镇派出所警察。我说:行,等我把电脑关了吧。那警察说:“没问题,你关吧,我们不看。”当着他们的面我也没法把这手提电脑藏起来,于是就仍然放在桌子上。我想,既然他们没打算拿走我的电脑,估计事情不严重,也许是他们知道了我晚上要去见李化平的事,故意让我去不成。我当时很后悔没早走几分钟,又错过了一次与李化平见面的机会。上一次是两年多以前他到广州的时候我去了外地。
到了派出所,片警要我在办案室里等着。我估计是等国保过来,看来这比单纯派出所找我要严重那么一点点。于是我用手机将信息发了出去,同时也知道刘四仿也被番禺警方找了,这时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创作、制作《正义律师之歌》的事了。即便是因为这事,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来是不好搞大,这首歌的歌词、照片根本就挑不出一点毛病;二来他们也不敢搞大,否则反而会使这首歌传播更广、影响更大。我已经想好了对策。
这些年来,凡是警方正式问话我都是采取零口供策略。因为你一旦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就会刨根问底一直问下去。你之所以回答他们的问题,无非是为了表示你没有问题,你很配合,但他们会一直问到你烦、问到你尴尬的时候,当你不想回答了,他们就说你不配合,就怀疑你有问题,所以你想达到的“我没有问题、我很配合”的效果其实是达不到的。与其到那个时候被他们说“不配合”、“隐瞒问题”,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回答。尤其是当事情涉及到其他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万一说的不一致,反而更不好。而说谎也不是好办法,一来被对方小看你,二来会被他们抓住把柄使你被动。所以零口供是最好的策略。反正我又没干偷鸡摸狗杀人强奸的事,我怕什么?我就是反对一党独裁,这个他们很清楚,真要搞我,根本就不管什么证据不证据,所以回不回答都一样。当然,零口供也不是一句话都不说,而是他们不回答他们问的话,但有时候可以以攻为守。
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三个人,一个中年人,两个年轻人,派出所长跟片警说是网监大队的,但后来我知道还有国保支队的,是以国保支队为主,估计那个中年人就是国保,像个小头目,跟“区伯事件”中的那个陈检罗一个德性。
那中年人用聊天的口气问:“你是徐琳吧?”我说是。那个年轻的做笔录的国保接着就问“你的年龄、职业……”,这下我就懒得理睬他了。
中年国保说找你来就是聊聊天而已。我说,聊天咱们就到外面去,找个茶楼,当然还得看我有没有时间,是不是方便。我正在上班,你们强行把我带到这里来,有什么好聊的。
他说:“只是了解一下有关情况,没什么的。”
我说:“那我问你咯,你叫什么名字?职业、职务?住在哪里?”
他说:“在这里问你话当然是警察啦,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配合我的工作?你们现在是工作,有工资的,我被你们带到这里来,我的工作受影响了,是要扣工资的。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
僵持了一会,中年国保说主要是问一下《正义律师之歌》的事。他问是不是我写的。我没回答他,他又问,我就说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说有权利就有义务,你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
很多人都被“义务”这两个字蒙住了。其实“义务”属于道德范畴,并不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做了可以反应你道德水平高,人们会对你寄予更多的信任;不做,并不能追究法律责任。一定要做的事情那是“责任”,“责任”是属于法律范畴的。共产党就故意把“责任”和“义务”混为一谈。但我并不想就此跟他争论,如果他真的不懂,一时也难以改变他;如果他懂,那就是装傻,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会承认你说的是对的,只会跟你胡搅蛮缠。
我说你们连个传唤证都没有,我凭什么要回答?他说是口头传唤。我说口头传唤只是一个临时手段,是在一时来不及的情况下才采取口头传唤,现在我都在你们派出所了,难道还开不出传唤证?他说到时候会给你的。然后他又继续问歌曲的事。
我避开他的问题,反问他:那歌有什么问题?歌唱正义有什么不对?难道要歌唱邪恶吗?再说了,最近文化部公布的120首禁歌里面也没这首歌嘛,这说明政府也不认为这首歌违法嘛。
他竟然说:你想让它成为禁歌是不是?那你去申请嘛。
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是绝不会认输的,说不赢的时候,根本就不管什么逻辑,一顿胡说八道,仿佛只要嘴里有话说就算是他赢了。于是我懒得理他了。
隔了一会,他又说:“你以为那歌没问题?你知道周世锋、王宇他们是什么背景?你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你在这个时候推出这首歌来,就是跟政府作对!”
我说:“你说作对就作对吧,我就是跟专制作对的。随你们怎么样,要拘留、要判刑,随便。我又不是没经历过,上次都惊动中央了。”
他说:“这次你又惊动中央了,是中央整治律师专案组下的命令你知道吧?”
我说:“你们越整我,这首歌就会传得越广,影响越大,你们也会跟着出名的。”
他一听就火了,说:“你威胁我?”
我说:“我哪里威胁你了?”他说:“你说我会跟着出名,这不是威胁吗?”
我说:“说你会出名怎么是威胁?多少人想出名都出不了呢。”
他哭笑不得,不好发作。见问不出什么,他就没继续问了,在那里玩手机,一会又走出去,一会又走进来,进进出出的。
过了好一会他说:“你都五十岁的人了,剩下的年头不算多了,把握得不好,剩下的日子就是受罪,把握得好,剩下的日子就是享福,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我打心眼里恨透了这个制度,要我靠屈服来换取苟活,那比什么都难受,谈何享福。何况他们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你越软弱,他们只会更加随意地捏你。
我说:“五十岁了,什么都看透了,就那么回事。”
这期间,我的手机不停地响,我知道是那些同仁朋友打来的。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那国保说你不要接电话。我看了一下时间就收进去了。其实我也没打算接,只是试探一下。只要我不接电话,朋友们就知道我是被控制了。
我的手机铃声是我写的《一人一票》歌曲。国保说:“这首歌也是你写的吧?还有什么《站在正义这边》。”我得意地微笑一下。我若回答“是”,那就成了口供了,他可以记录下来。我这样得意地微笑一下,他总不能写“他得意地微笑了一下”吧?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那国保扬了一下手机说:“你又失联了。”我说:“这得多谢你们啊。”
隔了很久,他又说:“你不要以为你硬就能扛得过去。你们管工程有没有违法行为?你们公司接业务有没有违法行为?税务有没有问题?我们一查就知道了。”
我一听这话,知道他们要耍流氓手段了,就像当初对待艾未未那样。这还真是我所担心的。他们上次已经去公司骚扰过一次了,如果再去骚扰,我的工作就肯定没了。这倒是次要的,关键是我妹妹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查处公司自然对她有影响,同时其他股东也会怪罪于她。但是,我不能就此投降,就算我投降让公司躲过这一劫,谁能保证公司就不会再碰上什么劫难呢?前年初的时候我妹妹和妹夫就被当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受尽折磨。那次其实与我无关,是因为要查处一个官员,由于我妹妹跟那个官员很熟,就以为他们之间有权钱交易。后来查清楚了她没问题就放了,但那一个月的罪是白受了。当时正好我也因为参加南周事件而被关押了,我们就两兄妹,同时被关押了,还包括妹夫,搞得我们几家人都惶恐不安,仿佛天塌下来一样。这个制度不改变,谁能保证这样的灾难不会再降临?再说了,如果公司本身就有违法之处,那么受到查处那也是罪有应得;如果公司没有违法之处,却被他们用卑鄙的手段搞垮了,那么那些股东和员工能因此而看清这个体制的邪恶,倒也是好事;如果他们还不醒悟,要怪罪于我,那我也只能说活该。当然,在中国大陆做生意、搞企业,一点违法行为没有那是很难做下去的,因为当局制定的税法及各种制度本身就设了很多陷阱。没被查处,就侥幸做着呗,可是要我用投降来换取这种侥幸苟活的机会,这是多大的讽刺?想用这种手段逼我向这些王八蛋投降,没门!既然他们要用这种手段对付我,那就说明我这把匕首刺到了他们的要害,那我就更不能退缩。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把我怎样。大不了用酷刑,我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
我冲国保吼道:“你们有什么直接冲我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搞什么株连九族这种卑鄙的勾当,会有报应的!只要你们再去骚扰公司,我回去就辞职!如果我还能回去的话。”
我一直担心他们再去我工地办公室把我的电脑拿来。倒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秘密,而是有几篇还没写完的文章,包括刚刚写完还没发表的那首诗,如果被他们删掉了,那就可惜了,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战士没能来得及把最后一梭子弹射向敌人。好在他们一直都没去拿我的电脑,我估计这次并不是真的要把我怎样,只是吓唬一下而已,希望我能收敛一点。
吃晚饭时间早过了,我说我要吃饭。他们给不给我吃是他们的事,我得提出来,这是我的正当权利。中年国保说去打饭去了,我们也还没吃呢。过了一会,饭菜打来了,几份都是一样的,菜还不错。
吃完饭,那个中年人出去了,年轻的接着问。他说你既然做了,为什么不敢承认?我说我没必要回答你们。他又说“你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我忍不住了,就说:“什么公安机关,土匪而已。”
他说:“那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土匪?”
我说:“你们不是网监吗?这些东西你们看的应该比我还多,因为你们的任务就是成天在网上监视我们的言论。看了那么多,连这都还没弄懂,那我跟你解释也是白搭。”
过了一会,他又说:“你的伙伴已经都招供了,你再隐瞒也没什么用。”
我说:“你说这种谎话也不脸红的?” 他说:“我没骗你啊,他是招了。”我我轻蔑地笑笑:“你们成天说谎、干那些昧良心的事,怎么能教育好子女?子女能成才吗?难道就接你的班继续干国保?”我估计这个时候刘四仿还没被他们控制,事后知道他是次日早上才被番禺警方带走的。
过了一会,那个中年人进来,说:“我们领导正在过来,你先想想怎么跟他说吧。”我问是什么领导,他说就是我的上级。我轻蔑地一笑:“我还以为是中央的呢。”那意思是:中央的我都不怕,还会怕你们这些小萝卜头?
过了很久也没见那个所谓的领导过来。中年国保进进出出的。等他再从外面进来时,我问:“你们领导这么久都没过来?”他说:“已经到了,在那边研究。”我心想:这些家伙现在都不敢露面的,怕曝光后被人肉挖出腐败证据,又怕专制垮台后被清算;甚至那个所谓的领导可能根本就没来,只是在用电话遥控作指示。
大概深夜了,他们又把我带到楼下的一间审讯室,是有那种把人卡住的审讯椅的。我坐上去后把那横档搭上,他们说不用了,把它拿了下来。然后他们拿了传唤证和物品收缴清单过来要我签字,把我的手机等物品收走了。我的手机设了密码,我倒不怎么担心。当然,担心也没用,真要搞我,他们总会有办法的。
我一看传唤证,原因竟然是“其他扰乱社会秩序”,这也算是个奇葩了,为什么写“其他”?因为他们不敢写“创作、制作歌曲”。“创作、制作歌曲”都扰乱社会秩序,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难怪他们把国歌的词作者田汉都迫害死了。
我发现只有一份传唤证,就说:“还有一份呢?要给我一份的。”国保说等会会给的。我想,反正签了字也不会增加对我的不利,而我也带有一点侥幸希望他们等会会给我传唤证,尽管我也觉得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不给,那我就可以抓住这个把柄反击他们,在人格上击倒他们。于是我就签了字。
审讯室里只留下两个年轻人对我进行问话。其中一个说:“你要求开传唤证,我们已经开了,你也签了字了。现在我们正式对你进行传唤,希望你如实回答问题。”我说没什么可回答的。于是他们照例问了我一些问题,自己编了一份笔录,要我看看,我摇摇头,表示不看。他们也就算了。这时,我又要求给我传唤证,国保说:“你要了也没用。”我就知道他们怕我把传唤证拍照发到网上去,于是愤怒地说:“我就知道你们说话不算数的!一点诚信都没有,还公安机关,就是土匪!”他也不敢发作。
之后国保和网监的都走了,派出所警员要我在留置室内休息。我一看这情形就知道今晚是走不了了,我估计国保和网监还没走远,于是大声吼道:“他妈的,凭什么你们走了把我扣在这里?欺负老子年纪大是吧?有本事你他妈的审通宵啊!有本事就拿居留证、逮捕证来!老子不怕!”派出所长赶紧过来好声好气地解释、劝我。他在我面前一直都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
留置室里还有一个戴着手铐的坐在里面,之后又陆陆续续带进来几个,都戴着手铐,有的甚至还铐在凳子上。我问一个年轻人是什么原因进来的,他不说,只说是做了错事,愿意悔改。我一看这副奴才相就恶心。我说:“你们之所以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造成的。不管你犯什么罪,都没共产党的罪恶大。不用怕他们。我就是反共产党的。你看,你们都戴着手铐,我反而不用戴。你越怕就越欺负你。”他们还是不敢出声。我就唱“打倒共产党、为人民报仇”,这是盘古乐队根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曲调改编、演唱的歌曲,虽然只有“打倒共产党、为人民报仇”这一句歌词,反反复复唱,但通过节奏的变换及其他表现手法,听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单调、枯燥。以前我的手机铃声就是用的这首歌,声音够大,在派出所里警察们听了也只是笑笑。现在我的手机闹钟铃声都还是用它,一听到这歌声,起床都利索一些。
一个看着我们的协警用警告的口气叫我不要吵,我就说:“何必这样呢?你们也不过是工具而已。那些当官的,钱几吨几吨地贪,情妇几十、上百个,房子几十、上百套,有你们的份吗?你们再卖力,能混到那个份上吗?就算混上了,也没有好下场,周永康、李东升、徐才厚不也被抓了?”他不吭声了。
隔了一会,我又唱,另一个刚换班来的协警又叫我不要吵,我说我困了,唱一唱提神。他说困了就躺在椅子上睡啊,我说这哪是人睡的,再说也怕着凉,他说那儿不是有一件棉大衣吗?我说谁知道多少人用过,脏兮兮的。
我就这样折腾到天亮。
上午十点来钟,那个把我从工地带来的警察对我说:“国保他们不过来了,等会你就可以走了,不过还有些手续要办一下。”
他让我在归还物品收据上签字,我一看,那“传唤证”也在那一沓东西里面,就说要给我一份传唤证。昨晚审讯过程这个警察一直都没参与,也许还有一点希望拿到,如果拿不到,那么我又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
他说等一会,然后要我拍照、采集指纹。以前这些我也都不配合的,但这次我想拿到那个奇葩传唤证,就配合了一下。他要我说手机密码,我说这怎么能告诉你。最后要我抽血取样,这个我更不能配合了,不管他怎么说,我坚决不做。我说传唤凭什么抽血取样?其他地方传唤从来没有传唤也搞抽血取样的,传唤一下就抽血,派出所成血站了?他说:“我们这里规定是这样的。如果你不配合,那我们就只能强行抽了。”我说:“我在广州进看守所时不肯抽血取样他们都没强迫我,你这里就恶一些是吧?你强行抽那就是你们犯下血债。要我配合,绝不!”于是他们五、六个人抓住我强行抽了血。其中一个家伙还说:“这么嚣张,扎多几针,抽多点!”这些奴才走狗为了表现、讨好上级,往往更凶残。
之后还有一些手续,我一律不配合,并且追他要传唤证。他说只有一份。我说再写多一份做不到吗?实在不行,复印一份总可以吧?他就走开了。后来他们叫来了工地负责人,要他们签字。这也是一种株连恐吓。
走出派出所,正是中午12点,整整被他们控制了20小时。
回到工地,我先向同仁们发布了平安回来的消息。正是朋友们的大力传播消息,才使得当局不敢加重对我的迫害。然后我写了辞职信,办理了辞职手续。我的电脑没被动过,我赶紧把那首写天津塘沽爆炸的诗发了出去。
项目负责人给我订好了当晚的车票,意思是叫我尽快离开。原本我订了后几天的车票回家探亲的,就把它退了,包括回程票。
我得知番禺警方去了公司,查了我的工资卡,说如果发现公司有往那卡上打钱就要找公司的麻烦。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承包的,我的工资是项目部发的,跟公司没有直接关系。
为了彻底撇清跟公司的关系,我跟妹妹说我发个断绝兄妹关系声明吧。她无奈地说:“你以为这样有用吗?他们会按常理办事吗?你自己保重就好了。你现在有空了,去老家看看爸妈吧。”
想到妈妈我就难受。我妈妈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文革时竟被迫害成了精神病,大半辈子都活得不像个人样。当然,我并不是因此而走上反专制道路的,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情况是在我觉醒后才搞清楚的。但一想到母亲,就更坚定了我反专制的决心。
刘士辉律师在电报群里发了个帖子:这个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朝代,居然怕起歌声来了。以前也有怕歌声的,那就是四面楚歌,难道四仿唱的是楚歌,让他们这样恐惧?
我回复道:我这个湖南人创作的当然是楚歌,哈哈哈哈……

唱起来吧,朋友们!让他们感觉到四面楚歌!让他们在惊恐中灭亡!

2015年8月19日星期三

2015年8月16日星期日

神圣的一仗

我荣幸
参加了那神圣的一仗
打得他们惊慌失措
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
虽然我也有受一点轻伤
却是我最大的荣光
我会稍作休养
磨利我那用惯的刺枪
在另一个神圣的时刻
投入新的战场
我将以最优美的姿势
不顾一切地刺向敌方
哪怕我从此
定格为一座雕像

2015.8.14

就“中国人权报告”对美国政府的批评

就“中国人权报告”对美国政府的批评

看了近几年美国政府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我们认为基本符合客观事实,反映了中国存在的侵犯人权的部分情况。但是,报告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2012年中国人权报告》中写到:根据外国媒体报道,4月,当地警方逮捕了一名公开要求官员公布资产的广州互联网用户,将他关押到7月初,并指控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据报道,在押期间该人士被禁止与律师见面,并且只能以与家人见一次面。警方从未提供与其拘押有关的任何正式文件,直到年底他仍被软禁在家。根据这段文字的描述,所指的当事人应该是广州公民徐琳,但徐琳又并不是因为公开要求官员公布资产而被逮捕;《2014年中国人权报告》把李蔚的名字写成了李慰,把赵常青写成了赵长青还有其他一些叙述得不够清晰、准确的地方就不详述了。虽然这些都只是一点小小的纰漏,但作为一国政府发布的国际性文件,出现这种纰漏是很不应该的、令人尴尬的。
美国政府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中出现这些问题,难免会被中国政府指责为不符合事实,从而使报告失去权威性、可信度。而事实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共当局对言论、新闻的封锁,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封锁言论、新闻,外国媒体记者的正常采访也经常受到阻扰,甚至多次发生殴打外媒记者、抢夺采访工具及资料的现象。
为了使美国政府发布的人权报告不再出现这种纰漏,当然更重要的是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明显好转、不再发生政府侵犯人权的事件,我们强烈呼吁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向中国派遣常驻人权观察机构的提案,并积极促使该提案获得通过,使之得以实施。只有联合国派遣的人权观察机构,才能不受阻挠地进行调查,真实、详细地了解事情真相,全面掌握中国人权状况,从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起到更有效的作用。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中国公民徐琳   yasenwang9@gmail.com
中国公民李蔚   azurewaylee@gmail.com


2015816

2015年8月13日星期四

无名的尸体

昨天,你还在网上跟我聊天
我不知道你的真名
只知道你在天津
你说你对政府也不满意
但是觉得无能为力
你只想过好现在的生活
哪怕只有微薄的工资
哪怕吃的是地沟油和毒大米
哪怕喝的是污染水
哪怕呼吸着雾霾的空气
但如果去抗争
恐怕连这样的生活都不及
人的一生太短
要好好珍惜
何必用鸡蛋去撞墙壁
我不想指责你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可是今天早晨
我看到天津爆炸的消息
据说威力无比
波及方圆数公里
照片上远处的车都变了形
人员的伤亡不敢估计
可是当地官员却阻止记者报道
难道那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记者想联系天津的朋友
我立即上网和你联系
可是却无法联系上你
这会儿你在哪里?
是在现场参加抢救?
还是在忙于自己的生计?
但愿你安好
没成为遇难者之一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你遭遇了不幸
但愿不是用铲车装运你的遗体
但愿你的名字被统计
但愿赔偿能够让家属满意
但愿你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为什么中国灾难遍地
为什么我们没有
知道真相的权利?
一切都被他们控制
我们就如同奴隶
如果我们继续沉默
那么都可能成为无名的尸体


     2015813

2015年8月12日星期三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背叛正义?

一颗耀眼的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明星,在天空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坠落在了德国。艾未未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的一番话,使他一世英名尽毁,用广州话来说是临天光尿床,令无数崇敬者唏嘘不已。
有人说,明星、偶像就是那么回事,你太在意他,他越令你失望;谁都有可能犯错,怪只怪你太把他当回事。自由民主运动本来就不应该搞个人崇拜。
这话有一点道理。个人崇拜当然不应该搞,但是,自由民主运动应不应该有明星呢? 
所谓明星,就是指知名度比较大、认同度比较高的人。知名度越高,影响力越大,所起的作用就越大,这就是明星效应。明星不仅在平时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更是能起到号召、带头作用。在当今社会运动无法实现组织化的情况下,明星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我们不应该拒绝明星,有明星是好事情。
当局显然是知道明星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在当今政局不稳得情况下,更害怕明星效应。所以他们采用一切手段试图阻止产生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明星或毁掉已有的明星,诸如封博客、微博帐号,利用特务、五毛歪曲、攻击,利用央视搞“认罪”,靠利诱搞策反,搞污名化,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让人们转发以降低其可信度,等等。对于冒出自由民主思想或者有抵触当局情绪的明星,他们毫不手软地打击,毕福剑就最近的一个例子。
有人说,明星的作用这么大,我们要想办法制造一些明星。这种想法是幼稚的。我们追求的是自由民主,不能把思想、立场强加于人。我们对普世价值的启蒙宣传虽然是希望人们接受,也相信绝大多数人最终能接受,但具体到某一个人他能不能接受这就很难说了,就算表面上一时接受了,是否能一直坚守下去这也难说。连艾未未这颗明星都陨落了,你还能指望谁呢?何况作为明星也是需要一些特质的,包括才华、性格魅力等等。对于扶不起的阿斗,再费力也是白搭。
有人说,是啊,明星这么难得,对于明星我们得好好保护才行。
我说,怎么保护?如果是他有经济困难,我们捐点钱给予援助那是应该的,如果他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起诉,我们予以声援、提供法律援助,这也是必须的。其实这不是因为他是个明星,哪怕是一个普通人,只要他有良知,我们都应该这么做。但是,如果明星的言行不当,对他人、社会造成不良影响,那么说明他不配当明星,那就没必要去护着他,该批评的就要批评。自由民主之星不可能是温室里的花朵,刻意栽培、呵护是没用的,这本身就违背自由原则。自由民主人士是公民权利的抗争者,应该在抗争中成长。能成为明星是好事,不能成为明星或者成为明星又陨落了,也不要失望。
对于我们这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只是按照我们内心的追求以及一些普世皆通的常识道理去判断、行事,对的就赞同,错的就反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么,谁说得对、做得好,就自然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因为毕竟这个社会还是善因子占多数,否则不可能进步。
我们每一个人在对他人的言论、行为进行思考、辨析中得到成长,这才是社会进步的真正体现。
每个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说自己认为对的话,这个世界就自然会越来越好,因为好的东西经得起考验、能够沉淀、积累,不好的自然会大浪淘沙而去。前提是大家要尽可能多一点发声、表态。为了避免风险你可以不发表尖锐的言论,但对于他人的言行表个态或通过捐款、网络调查、评比的投票或转帖或在帖子上点个赞、在评论上写上“赞同”两字,都不会有什么风险的。这些事他们根本就管不过来,也不想把这样的人逼上革命道路、增加维稳对象。如果大家连这些都不愿意做,凭什么指望这个社会进步?
艾未未在走上反专制道路之前虽然有一点知名度,但并不算很高,也谈不上有多少人认同。他后来声名远播是得益于网络时代的博客、微博这些自媒体平台。他的一些特立独行的具有反叛精神的言论通过那些平台传播出去,得到很多人的欣赏、认同。他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你如果希望了解你的祖国,你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的这类言论自然遭到了当局的封杀,禁了他的博客,这更使得他在这条“犯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欢。之后他通过一系列行为艺术抨击政府,吸引了更多的眼球和赞誉。于是当局对他的打压也越来越严厉,以偷税漏税的罪名对他工作的公司(他爱人的)处以重罚,把他关押81天,扣押他的护照,等等,这也使得他更加受到世界的关注。所以说,成就艾未未这颗自由民主之星的,一是官方的打压,二是人们对他的认同和同情。也就是说,艾未未之星的升起,并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机构刻意炒作制造的,他就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如果再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他也同样会像艾未未一样成为明星。当然先决条件是要具有他那样的才华、智慧、正义感。
有人说,对于背叛者,要给与理解。
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背叛。如果只是因为受到打击而屈服、妥协不再发声、不再参与政治活动,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是在受到酷刑、威胁的情况下招供了,也没什么好追究的。对于从事公开的启蒙、结交、抗争活动的人,本身就没什么秘密可言(最多只是在行事之前暂时保密),招不招供都没什么影响。对于那些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或组织,如果你们的事情会因为同伙的泄密、招供而失败,那么这事本身就策划得不够严密,怪不了别人。把成败系于个人的表现,这是成不了大事的。
当然,一个成熟的抗争者也应该明白,招供是换不来什么好处的,最多只能解除所受的酷刑折磨,因为谁都看不起招供的人,包括审讯、利用你的人。你一旦招供了,不管说的是真是假,至少他们有个交代、依据,于是可以顺利地按程序处理你而不会有什么顾虑。至于他们许诺的好处,那是不可能兑现的,审讯你的人也没那个权力。如果你坚决不招供,那么,一来他们没有充足的证据不好办你,二来可能内心佩服你或者他有负罪感甚至害怕以后被清算从而不再迫害你。“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并非江湖传说,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当然,这主要是针对政治犯而言。因为对于政治犯,即使案子办成了,那些具体办事人员也捞不到什么个人好处,都是按上级的指示办事。上级是否重判你,根本不管你是否招供,而是看你对他们政权的威胁程度。
真正的背叛,是在并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可以不做某些事、不说某些话的情况下,为了个人利益而心甘情愿地去为你曾经反对的那一方做事、说话。
以此来看,我认为艾未未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所说的那些话就是属于背叛。他所说的那些话,以他之前的立场、认识水平和智慧,我相信他自己都能驳倒。那么他为什么会那样说呢?我之前分析了他的原因,有些人不认同。这没关系,我也只是指出一种可能性而已。不过,事实上他还没有直接说专制制度是好的、中国不能搞民主,严格来说还不能算是背叛了正义,只能说是背叛了他原来的阵营。
好了,艾未未已经成为过去式,再多谈他也没什么意思。他不是第一个倒塌的偶像,也许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要我们自己摆正了心态,对明星现象有了正确的认识,那么不管是哪个偶像倒塌了,都不会影响我们自己要做的事。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我在什么情况下会背叛正义?
也许有的人会说:我绝不会背叛正义。那么我会说:好样的!但我内心却不会真的完全相信。
如果你问我,我也会说我绝不会背叛正义,至于你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
但是我相信,即使所有人都背叛了正义,邪恶的政权也终究会垮台,因为土匪内部也是会内讧导致崩塌的。但我们不指望靠这个,我们希望它快一点垮台,并且希望能顺利地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正义的国家,不要让我们这片有着悠久历史的土地再遭受专制的肆虐,所以我们要继续加倍努力。
                        2015812

2015年8月11日星期二

李化平狱中生活写照(诗)

为防结义频换床
抵者训话晒太阳
我抗不公来坐牢
拒写保证倒无妨


注:徐琳根据李化平讲述所写

评艾未未的“谨慎”

评艾未未的“谨慎”
徐琳

艾未未在其护照被当局扣押四年后,于今年年中拿回了护照,并顺利出境到了第一站德国。这事本身就很蹊跷。之前我发了一个帖子,说当局可能是故意放他出去,然后不准他再回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李承鹏不是也被赶走了吗?但其实我内心并不认为这是最大的可能性。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我等会再说。
艾未未到了德国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竟然一反常态地变得“谨慎”了,这就更令人感到蹊跷了。
艾未未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些话,几乎都是在替当局辩护,这与他一贯的立场、作风很不相符。但这确实是他说的,是在充分自由、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说的,不是被上央视。他说偷漏税事件不是冲他去的,是冲他工作的公司去的,而他并不是那家公司的负责人。卧槽,你当时怎么不说清楚啊,害得大家在短短的时间里凑那么多钱帮你还税(我都凑了一小份呢),八百多万啊,那笔钱要是用在维权、民运活动中能干很多事了。这会儿你竟然说不关你的事了,好像不领情似的,你让大家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就算真的不关你的事,你不说也就得了呗,反正事情都过去了,大家也没说要你还。
这事倒也算了,对艾未未说的其他的话咱也不想说什么了,可是最后他说的那句话我得说说。他说:“不仅仅是批评,还要提供解决方案。如果我没有解决方案,为什么要去谈论问题呢?”
这话就是胡说八道了。批评一定要有解决方案吗?批评就是批评,谁都有权批评政府,但不是谁都有能力提出解决方案的。农村老大爷对村委会、镇政府乃至中央的做法不满,他当然没有能力提出解决方案,难道他就因此而不能批评吗?批评的目的是促使当政者反省,让大家来思考,如果当政者反省了、大家思考了,就可能想出建设性方案;如果不批评,那么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去反省、思考,永远都不会有解决方案。
你艾未未不想批评政府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不用找什么借口。可你讲出这么个歪理出来忽悠人们这就不对了,这性质就不同了。你得了好处卖点乖这可以理解,但你忽悠、误导大家那就成了魔鬼的帮凶了。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的话是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的。如果你不想再做公众人物,那么你就干脆不要接受采访、不要谈这些公共话题,即便要谈,也不应该这样说。
艾未未原本那么充满智慧的人,竟然犯这种低级错误说出这么没水平的话出来。包括他前面说的关于偷漏税的事,他一会儿说不是针对他本人,一会儿又说是为了破坏他的名誉,完全是自相矛盾。看来真的是应了那句名言:人一旦与魔鬼合作就会变得很愚蠢。
自从艾未未向专制政权宣战后,他一直是我非常敬佩的人,201311月我去北京的时候我还特地去他在草场地的工作室拜访了他。尽管我们只是初次见面,尽管只是简单地聊了一会,但我感受得到他的真诚、友好,我觉得那是同道之间的真挚情感。
为什么他如今变成这样?从对他的性格体系的分析上来看,他不应该会这样的,即便是他有所屈服妥协,也不至于沦落到成为魔鬼的帮凶。我想,他的这一变化或许是印证了我之前分析的那种最大的可能性,那就是:他得到了习近平将会走宪政民主道路的可靠信息。其实不光是他,包括王功权等等一些人的变化,都指向这种可能性。王功权也是我很敬佩的人,我相信他也是不会屈服、妥协的。包括他的所谓私奔,当时我就认为他并不是真的私奔,是干别的重要事情去了,只不过以此来掩护罢了,结果最近有人证实了我的猜想。
如果艾未未真的是因为得悉了习近平要走宪政民主道路的真实意图而说那番话的,那么我仍然很敬佩他,尽管他的话有不当之处,毕竟他不擅长跟魔鬼配合。
其实我很早就觉得习近平有走宪政民主道路的可能性,并且随着时局的发展,觉得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2014年我写了两篇文章分析其可能性,有意思的是,那些声称习近平绝不会走宪政民主道路的人竟然没有直接反驳我。
有人说:既然习近平会走宪政民主道路,那我们该怎么配合呢?
我说:配合?怎么配合?你以为你是艾未未啊?得到了秘传圣意?既然没有,那么凭着你自己的观察,你又怎么知道官方的哪一个动作是习近平的本意?如今体制内各种势力暗流涌动,万一你配合错了怎么办?
再说,只要他还是专制君王,就必然还会有专制的行为,采用专制的手段,他就仍然是个魔鬼,而与魔鬼是很难配合的,因为那是一些不正常的做法。那些做法你是没法配合得好的,也是没道理可说的。你去配合,要么反而把事情搞砸了,要么就出丑了。艾未未的发言不当就证明了这一点。还有那个杨恒均,一直在积极地配合统治者,结果是丑态百出。
杨恒均最近又写了一篇文章《制造一个你可以打交道的敌人》。杨恒均这两年的文章我都不看内容的,一看标题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你看这标题,完全还是专制意识在作怪,总以为统治者可以左右一切,连敌人都要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去制造,这太可笑了。既然统治者可以把敌人制造成统治者想要的样子,那还不如把敌人制造成完全听从统治者意志的奴才,那多省事啊。其实人民并不想与统治者为敌,是统治者处处与人民为敌,剥削人民、残害人民、压制人民。如果统治者自己做好了,那么人民自然好打交道。交道打不好,根子是在统治者身上,不是在人民身上。这点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还给习总当高参帮他搞宪政,你这不是给你们习总添乱吗?这一波大肆抓捕、传讯律师该不会是你小子出的馊主意吧?嫌那些死磕律师不好打交道是吧?你们嘴上喊着依法治国,实际上却根本不按法律办事,连律师的合法权利都剥夺、侵犯,你说这交道怎么打?不死磕就只能等死了。
中国的专制统治者都是很傲慢的,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不屑于与民众合作,哪怕是在推行宪政这件事上。想当初,慈禧太后也准备推行宪政,但却迷信依赖那些幕僚、精英,没有向公众发出足够的确切的信息,不让民众参与,以至于民众没给她慢慢推行宪政的机会,一举推翻了清王朝。这不怪那些革命者,要怪只能怪慈禧太后的傲慢、不尊重民众。
只要当政者真正摆开要推行宪政的阵势,把问题和意向摊开来,给予民众足够的言论和活动空间,集全社会的智慧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就肯定会有的。民众的智慧是无穷的。靠一帮幕僚、精英闭门造车是拿不出什么好方案的。尤其是像杨恒均这样的精英,还不是只能徒增笑料耳。推行宪政这么光明正大的事,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干嘛?
习近平把推行民政的阵势摆好了,民众自然就会采取自己的行动。这不叫配合,这叫博弈。杨恒均不是说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吗?下棋的双方的对弈能叫配合吗?
博弈是要讲规则、讲诚信的。你口头上说依法治国,却成天毫无道理地抓这个抓那个,还有个屁的规则、诚信啊?社会进步需要有序的公民运动来打基础、推动,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还是用那套专制做法把人们都变成猪一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社会能进步吗?靠那杨恒均带着一堆不准说话的羊群就能成事了?羊跟猪还不是差不多。搞愚民政策其害无穷。你看,咱们那么智慧勇敢的可爱的艾胖子也给弄得话都说不圆了。
让大家活动活动能出多大事呢?再这么打压下去,人民实在憋不住了,那就只能揭竿而起了,到时候把你们推翻了,那就没有交道可打啰。
做事最忌讳的就是不三不四、模棱两可。靠通过杨恒均、艾未未这些人来传达这种难以确定的信息,其效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为什么呢?老百姓看你上面的意思好像是要政改了,可看下面的现实还是恶吏横行、惨不忍睹,于是就会认为上面照样是忽悠、更大的忽悠,于是造反的情绪更大;那些贪官们倒是很清楚上面的意图,于是趁着还有时间、空间,更加大贪特贪,转移资产,甚至兴风作浪搞破坏,这一波股市动荡就是很好的例证。
有人说,既然习近平要搞宪政民主,咱们又不能跟他配合,继续搞维权、公民运动又受到打压,那咱们怎么办?干等着?
那当然不行。第一,现在只能认为习近平很有可能会走宪政民主道路,但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万一他走了一半又突然转向、掉头呢?共产党可是一贯善于忽悠的。第二,万一到时候突然杀出另一股力量趁机夺取了政权又搞专制呢?所以,不管怎么打压,咱们还是要搞启蒙、维权、公民运动,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论形势怎么变化,庞大的公民力量都是社会进步的基础。
当然,这需要勇士,也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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