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楚歌
——8.13被传讯记
徐琳
2015年8月13日下午三点多钟，我在工地办公室打电脑。本来我约了刚出狱的李化平晚上见面的，由于前一天晚上突然发生天津塘沽爆炸事件，影响巨大，我正在赶着为之写一首诗，刚刚写完，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工地施工单位的一个负责人带着两名穿便衣的人进来，叫我跟他们去一下暮云镇派出所。其中一位我见过，是上次来过工地的暮云镇派出所警察。我说：行，等我把电脑关了吧。那警察说：“没问题，你关吧，我们不看。”当着他们的面我也没法把这手提电脑藏起来，于是就仍然放在桌子上。我想，既然他们没打算拿走我的电脑，估计事情不严重，也许是他们知道了我晚上要去见李化平的事，故意让我去不成。我当时很后悔没早走几分钟，又错过了一次与李化平见面的机会。上一次是两年多以前他到广州的时候我去了外地。
到了派出所，片警要我在办案室里等着。我估计是等国保过来，看来这比单纯派出所找我要严重那么一点点。于是我用手机将信息发了出去，同时也知道刘四仿也被番禺警方找了，这时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创作、制作《正义律师之歌》的事了。即便是因为这事，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来是不好搞大，这首歌的歌词、照片根本就挑不出一点毛病；二来他们也不敢搞大，否则反而会使这首歌传播更广、影响更大。我已经想好了对策。
这些年来，凡是警方正式问话我都是采取零口供策略。因为你一旦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们就会刨根问底一直问下去。你之所以回答他们的问题，无非是为了表示你没有问题，你很配合，但他们会一直问到你烦、问到你尴尬的时候，当你不想回答了，他们就说你不配合，就怀疑你有问题，所以你想达到的“我没有问题、我很配合”的效果其实是达不到的。与其到那个时候被他们说“不配合”、“隐瞒问题”，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回答。尤其是当事情涉及到其他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万一说的不一致，反而更不好。而说谎也不是好办法，一来被对方小看你，二来会被他们抓住把柄使你被动。所以零口供是最好的策略。反正我又没干偷鸡摸狗杀人强奸的事，我怕什么？我就是反对一党独裁，这个他们很清楚，真要搞我，根本就不管什么证据不证据，所以回不回答都一样。当然，零口供也不是一句话都不说，而是他们不回答他们问的话，但有时候可以以攻为守。
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三个人，一个中年人，两个年轻人，派出所长跟片警说是网监大队的，但后来我知道还有国保支队的，是以国保支队为主，估计那个中年人就是国保，像个小头目，跟“区伯事件”中的那个陈检罗一个德性。
那中年人用聊天的口气问：“你是徐琳吧？”我说是。那个年轻的做笔录的国保接着就问“你的年龄、职业……”，这下我就懒得理睬他了。
中年国保说找你来就是聊聊天而已。我说，聊天咱们就到外面去，找个茶楼，当然还得看我有没有时间，是不是方便。我正在上班，你们强行把我带到这里来，有什么好聊的。
他说：“只是了解一下有关情况，没什么的。”
我说：“那我问你咯，你叫什么名字？职业、职务？住在哪里？”
他说：“在这里问你话当然是警察啦，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配合我的工作？你们现在是工作，有工资的，我被你们带到这里来，我的工作受影响了，是要扣工资的。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
僵持了一会，中年国保说主要是问一下《正义律师之歌》的事。他问是不是我写的。我没回答他，他又问，我就说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说有权利就有义务，你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
很多人都被“义务”这两个字蒙住了。其实“义务”属于道德范畴，并不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做了可以反应你道德水平高，人们会对你寄予更多的信任；不做，并不能追究法律责任。一定要做的事情那是“责任”，“责任”是属于法律范畴的。共产党就故意把“责任”和“义务”混为一谈。但我并不想就此跟他争论，如果他真的不懂，一时也难以改变他；如果他懂，那就是装傻，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会承认你说的是对的，只会跟你胡搅蛮缠。
我说你们连个传唤证都没有，我凭什么要回答？他说是口头传唤。我说口头传唤只是一个临时手段，是在一时来不及的情况下才采取口头传唤，现在我都在你们派出所了，难道还开不出传唤证？他说到时候会给你的。然后他又继续问歌曲的事。
我避开他的问题，反问他：那歌有什么问题？歌唱正义有什么不对？难道要歌唱邪恶吗？再说了，最近文化部公布的120首禁歌里面也没这首歌嘛，这说明政府也不认为这首歌违法嘛。
他竟然说：你想让它成为禁歌是不是？那你去申请嘛。
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是绝不会认输的，说不赢的时候，根本就不管什么逻辑，一顿胡说八道，仿佛只要嘴里有话说就算是他赢了。于是我懒得理他了。
隔了一会，他又说：“你以为那歌没问题？你知道周世锋、王宇他们是什么背景？你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你在这个时候推出这首歌来，就是跟政府作对！”
我说：“你说作对就作对吧，我就是跟专制作对的。随你们怎么样，要拘留、要判刑，随便。我又不是没经历过，上次都惊动中央了。”
他说：“这次你又惊动中央了，是中央整治律师专案组下的命令你知道吧？”
我说：“你们越整我，这首歌就会传得越广，影响越大，你们也会跟着出名的。”
他一听就火了，说：“你威胁我？”
我说：“我哪里威胁你了？”他说：“你说我会跟着出名，这不是威胁吗？”
我说：“说你会出名怎么是威胁？多少人想出名都出不了呢。”
他哭笑不得，不好发作。见问不出什么，他就没继续问了，在那里玩手机，一会又走出去，一会又走进来，进进出出的。
过了好一会他说：“你都五十岁的人了，剩下的年头不算多了，把握得不好，剩下的日子就是受罪，把握得好，剩下的日子就是享福，也许还能多活几年。”
我打心眼里恨透了这个制度，要我靠屈服来换取苟活，那比什么都难受，谈何享福。何况他们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你越软弱，他们只会更加随意地捏你。
我说：“五十岁了，什么都看透了，就那么回事。”
这期间，我的手机不停地响，我知道是那些同仁朋友打来的。我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那国保说你不要接电话。我看了一下时间就收进去了。其实我也没打算接，只是试探一下。只要我不接电话，朋友们就知道我是被控制了。
我的手机铃声是我写的《一人一票》歌曲。国保说：“这首歌也是你写的吧？还有什么《站在正义这边》。”我得意地微笑一下。我若回答“是”，那就成了口供了，他可以记录下来。我这样得意地微笑一下，他总不能写“他得意地微笑了一下”吧？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那国保扬了一下手机说：“你又失联了。”我说：“这得多谢你们啊。”
隔了很久，他又说：“你不要以为你硬就能扛得过去。你们管工程有没有违法行为？你们公司接业务有没有违法行为？税务有没有问题？我们一查就知道了。”
我一听这话，知道他们要耍流氓手段了，就像当初对待艾未未那样。这还真是我所担心的。他们上次已经去公司骚扰过一次了，如果再去骚扰，我的工作就肯定没了。这倒是次要的，关键是我妹妹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查处公司自然对她有影响，同时其他股东也会怪罪于她。但是，我不能就此投降，就算我投降让公司躲过这一劫，谁能保证公司就不会再碰上什么劫难呢？前年初的时候我妹妹和妹夫就被当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受尽折磨。那次其实与我无关，是因为要查处一个官员，由于我妹妹跟那个官员很熟，就以为他们之间有权钱交易。后来查清楚了她没问题就放了，但那一个月的罪是白受了。当时正好我也因为参加南周事件而被关押了，我们就两兄妹，同时被关押了，还包括妹夫，搞得我们几家人都惶恐不安，仿佛天塌下来一样。这个制度不改变，谁能保证这样的灾难不会再降临？再说了，如果公司本身就有违法之处，那么受到查处那也是罪有应得；如果公司没有违法之处，却被他们用卑鄙的手段搞垮了，那么那些股东和员工能因此而看清这个体制的邪恶，倒也是好事；如果他们还不醒悟，要怪罪于我，那我也只能说活该。当然，在中国大陆做生意、搞企业，一点违法行为没有那是很难做下去的，因为当局制定的税法及各种制度本身就设了很多陷阱。没被查处，就侥幸做着呗，可是要我用投降来换取这种侥幸苟活的机会，这是多大的讽刺？想用这种手段逼我向这些王八蛋投降，没门！既然他们要用这种手段对付我，那就说明我这把匕首刺到了他们的要害，那我就更不能退缩。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把我怎样。大不了用酷刑，我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
我冲国保吼道：“你们有什么直接冲我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搞什么株连九族这种卑鄙的勾当，会有报应的！只要你们再去骚扰公司，我回去就辞职！如果我还能回去的话。”
我一直担心他们再去我工地办公室把我的电脑拿来。倒也不是因为有什么秘密，而是有几篇还没写完的文章，包括刚刚写完还没发表的那首诗，如果被他们删掉了，那就可惜了，这种感觉就像一个战士没能来得及把最后一梭子弹射向敌人。好在他们一直都没去拿我的电脑，我估计这次并不是真的要把我怎样，只是吓唬一下而已，希望我能收敛一点。
吃晚饭时间早过了，我说我要吃饭。他们给不给我吃是他们的事，我得提出来，这是我的正当权利。中年国保说去打饭去了，我们也还没吃呢。过了一会，饭菜打来了，几份都是一样的，菜还不错。
吃完饭，那个中年人出去了，年轻的接着问。他说你既然做了，为什么不敢承认？我说我没必要回答你们。他又说“你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我忍不住了，就说：“什么公安机关，土匪而已。”
他说：“那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土匪？”
我说：“你们不是网监吗？这些东西你们看的应该比我还多，因为你们的任务就是成天在网上监视我们的言论。看了那么多，连这都还没弄懂，那我跟你解释也是白搭。”
过了一会，他又说：“你的伙伴已经都招供了，你再隐瞒也没什么用。”
我说：“你说这种谎话也不脸红的？” 他说：“我没骗你啊，他是招了。”我我轻蔑地笑笑：“你们成天说谎、干那些昧良心的事，怎么能教育好子女？子女能成才吗？难道就接你的班继续干国保？”我估计这个时候刘四仿还没被他们控制，事后知道他是次日早上才被番禺警方带走的。
过了一会，那个中年人进来，说：“我们领导正在过来，你先想想怎么跟他说吧。”我问是什么领导，他说就是我的上级。我轻蔑地一笑：“我还以为是中央的呢。”那意思是：中央的我都不怕，还会怕你们这些小萝卜头？
过了很久也没见那个所谓的领导过来。中年国保进进出出的。等他再从外面进来时，我问：“你们领导这么久都没过来？”他说：“已经到了，在那边研究。”我心想：这些家伙现在都不敢露面的，怕曝光后被人肉挖出腐败证据，又怕专制垮台后被清算；甚至那个所谓的领导可能根本就没来，只是在用电话遥控作指示。
大概深夜了，他们又把我带到楼下的一间审讯室，是有那种把人卡住的审讯椅的。我坐上去后把那横档搭上，他们说不用了，把它拿了下来。然后他们拿了传唤证和物品收缴清单过来要我签字，把我的手机等物品收走了。我的手机设了密码，我倒不怎么担心。当然，担心也没用，真要搞我，他们总会有办法的。
我一看传唤证，原因竟然是“其他扰乱社会秩序”，这也算是个奇葩了，为什么写“其他”？因为他们不敢写“创作、制作歌曲”。“创作、制作歌曲”都扰乱社会秩序，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难怪他们把国歌的词作者田汉都迫害死了。
我发现只有一份传唤证，就说：“还有一份呢？要给我一份的。”国保说等会会给的。我想，反正签了字也不会增加对我的不利，而我也带有一点侥幸希望他们等会会给我传唤证，尽管我也觉得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不给，那我就可以抓住这个把柄反击他们，在人格上击倒他们。于是我就签了字。
审讯室里只留下两个年轻人对我进行问话。其中一个说：“你要求开传唤证，我们已经开了，你也签了字了。现在我们正式对你进行传唤，希望你如实回答问题。”我说没什么可回答的。于是他们照例问了我一些问题，自己编了一份笔录，要我看看，我摇摇头，表示不看。他们也就算了。这时，我又要求给我传唤证，国保说：“你要了也没用。”我就知道他们怕我把传唤证拍照发到网上去，于是愤怒地说：“我就知道你们说话不算数的！一点诚信都没有，还公安机关，就是土匪！”他也不敢发作。
之后国保和网监的都走了，派出所警员要我在留置室内休息。我一看这情形就知道今晚是走不了了，我估计国保和网监还没走远，于是大声吼道：“他妈的，凭什么你们走了把我扣在这里？欺负老子年纪大是吧？有本事你他妈的审通宵啊！有本事就拿居留证、逮捕证来！老子不怕！”派出所长赶紧过来好声好气地解释、劝我。他在我面前一直都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
留置室里还有一个戴着手铐的坐在里面，之后又陆陆续续带进来几个，都戴着手铐，有的甚至还铐在凳子上。我问一个年轻人是什么原因进来的，他不说，只说是做了错事，愿意悔改。我一看这副奴才相就恶心。我说：“你们之所以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造成的。不管你犯什么罪，都没共产党的罪恶大。不用怕他们。我就是反共产党的。你看，你们都戴着手铐，我反而不用戴。你越怕就越欺负你。”他们还是不敢出声。我就唱“打倒共产党、为人民报仇”，这是盘古乐队根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曲调改编、演唱的歌曲，虽然只有“打倒共产党、为人民报仇”这一句歌词，反反复复唱，但通过节奏的变换及其他表现手法，听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单调、枯燥。以前我的手机铃声就是用的这首歌，声音够大，在派出所里警察们听了也只是笑笑。现在我的手机闹钟铃声都还是用它，一听到这歌声，起床都利索一些。
一个看着我们的协警用警告的口气叫我不要吵，我就说：“何必这样呢？你们也不过是工具而已。那些当官的，钱几吨几吨地贪，情妇几十、上百个，房子几十、上百套，有你们的份吗？你们再卖力，能混到那个份上吗？就算混上了，也没有好下场，周永康、李东升、徐才厚不也被抓了？”他不吭声了。
隔了一会，我又唱，另一个刚换班来的协警又叫我不要吵，我说我困了，唱一唱提神。他说困了就躺在椅子上睡啊，我说这哪是人睡的，再说也怕着凉，他说那儿不是有一件棉大衣吗？我说谁知道多少人用过，脏兮兮的。
我就这样折腾到天亮。
上午十点来钟，那个把我从工地带来的警察对我说：“国保他们不过来了，等会你就可以走了，不过还有些手续要办一下。”
他让我在归还物品收据上签字，我一看，那“传唤证”也在那一沓东西里面，就说要给我一份传唤证。昨晚审讯过程这个警察一直都没参与，也许还有一点希望拿到，如果拿不到，那么我又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
他说等一会，然后要我拍照、采集指纹。以前这些我也都不配合的，但这次我想拿到那个奇葩传唤证，就配合了一下。他要我说手机密码，我说这怎么能告诉你。最后要我抽血取样，这个我更不能配合了，不管他怎么说，我坚决不做。我说传唤凭什么抽血取样？其他地方传唤从来没有传唤也搞抽血取样的，传唤一下就抽血，派出所成血站了？他说：“我们这里规定是这样的。如果你不配合，那我们就只能强行抽了。”我说：“我在广州进看守所时不肯抽血取样他们都没强迫我，你这里就恶一些是吧？你强行抽那就是你们犯下血债。要我配合，绝不！”于是他们五、六个人抓住我强行抽了血。其中一个家伙还说：“这么嚣张，扎多几针，抽多点！”这些奴才走狗为了表现、讨好上级，往往更凶残。
之后还有一些手续，我一律不配合，并且追他要传唤证。他说只有一份。我说再写多一份做不到吗？实在不行，复印一份总可以吧？他就走开了。后来他们叫来了工地负责人，要他们签字。这也是一种株连恐吓。
走出派出所，正是中午12点，整整被他们控制了20小时。
回到工地，我先向同仁们发布了平安回来的消息。正是朋友们的大力传播消息，才使得当局不敢加重对我的迫害。然后我写了辞职信，办理了辞职手续。我的电脑没被动过，我赶紧把那首写天津塘沽爆炸的诗发了出去。
项目负责人给我订好了当晚的车票，意思是叫我尽快离开。原本我订了后几天的车票回家探亲的，就把它退了，包括回程票。
我得知番禺警方去了公司，查了我的工资卡，说如果发现公司有往那卡上打钱就要找公司的麻烦。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承包的，我的工资是项目部发的，跟公司没有直接关系。
为了彻底撇清跟公司的关系，我跟妹妹说我发个断绝兄妹关系声明吧。她无奈地说：“你以为这样有用吗？他们会按常理办事吗？你自己保重就好了。你现在有空了，去老家看看爸妈吧。”
想到妈妈我就难受。我妈妈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文革时竟被迫害成了精神病，大半辈子都活得不像个人样。当然，我并不是因此而走上反专制道路的，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情况是在我觉醒后才搞清楚的。但一想到母亲，就更坚定了我反专制的决心。
刘士辉律师在电报群里发了个帖子：这个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朝代，居然怕起歌声来了。以前也有怕歌声的，那就是四面楚歌，难道四仿唱的是楚歌，让他们这样恐惧？
我回复道：我这个湖南人创作的当然是楚歌，哈哈哈哈……
唱起来吧，朋友们！让他们感觉到四面楚歌！让他们在惊恐中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