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
与燕文薪律师探讨
燕文薪律师所写的读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三篇文章的读后感，我不能苟同。
我要向所有未读过此文的人，尤其是我的同龄人，隆重推荐晓波先生的文章。我们错过了一个时代，但我们也可以迎来和创造一个时代！
燕律师引用的刘晓波的话 “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 我不由得联想到毛腊肉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年的再教育”等等最高指示，俨然一副革命领袖风采。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一切按统治者的意志。我们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只有自由民主这个东西是共同的，其他一切遵从各人自便。悼念和赞美胡耀邦与追求自由民主相悖吗？会阻碍吗？
燕律师说当今知识界“双重标准仍在，明君期盼仍在，策略之说仍在，缺乏独立性仍在”，我倒认为，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个根本目标之外，还要以行为方式来衡量，恰恰是在搞双重标准，而不允许他人有自己的策略、强求他人与自己的行为一致，恰恰是抹杀独立性、搞独裁的表现。不管是那些悲叹中国没有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的人，还是责怪人们“忽略、回避、绕开”的人，都恰恰是明君期盼心理在作怪。
曼德拉、昂山素季们的成功有其偶然性，没有德克勒克就成就不了曼德拉，没有吴登盛也成就不了昂山素季。曼德拉和甘地还有其天然的聚合剂——反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当今中国大陆却没有类似这样的天然聚合剂，如果谁还成天拿这个那个问题当政治分水岭来搞分化，那么他绝不可能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领袖人物，充其量也只能是一股势力的头目，究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也未可知。
社会变革中有或者没有领袖人物，都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领袖不应该是刻意培养、扶持、抬举而成的，所谓可遇不可求。如果他能被“忽略、回避、绕开”封杀掉，那只能说明他本来就不够格。如果是个别人“忽略、回避、绕开”他，那是那个别人的问题，根本不用担心、计较；如果多数人都“忽略、回避、绕开”他，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刘晓波的那三篇文章写于1989年，时间过去了近三十年，后来他的思想也在不断成熟，他如今也已入狱好几年了， 他现在对这些问题是怎样的观点、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样，他对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能被“忽略、回避、绕开”的，至于他能不能成为中国的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这个我说了不算，谁说的都不算，反正成了就成了，没成就没成。不管他是否能成，不管是否有人能成，中国都将很快实现自由民主，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燕律师说当今知识界“双重标准仍在，明君期盼仍在，策略之说仍在，缺乏独立性仍在”，我倒认为，在追求自由民主这个根本目标之外，还要以行为方式来衡量，恰恰是在搞双重标准，而不允许他人有自己的策略、强求他人与自己的行为一致，恰恰是抹杀独立性、搞独裁的表现。不管是那些悲叹中国没有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的人，还是责怪人们“忽略、回避、绕开”的人，都恰恰是明君期盼心理在作怪。
曼德拉、昂山素季们的成功有其偶然性，没有德克勒克就成就不了曼德拉，没有吴登盛也成就不了昂山素季。曼德拉和甘地还有其天然的聚合剂——反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当今中国大陆却没有类似这样的天然聚合剂，如果谁还成天拿这个那个问题当政治分水岭来搞分化，那么他绝不可能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领袖人物，充其量也只能是一股势力的头目，究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也未可知。
社会变革中有或者没有领袖人物，都不一定是好事，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领袖不应该是刻意培养、扶持、抬举而成的，所谓可遇不可求。如果他能被“忽略、回避、绕开”封杀掉，那只能说明他本来就不够格。如果是个别人“忽略、回避、绕开”他，那是那个别人的问题，根本不用担心、计较；如果多数人都“忽略、回避、绕开”他，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刘晓波的那三篇文章写于1989年，时间过去了近三十年，后来他的思想也在不断成熟，他如今也已入狱好几年了， 他现在对这些问题是怎样的观点、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样，他对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能被“忽略、回避、绕开”的，至于他能不能成为中国的甘地、曼德拉、昂山素季，这个我说了不算，谁说的都不算，反正成了就成了，没成就没成。不管他是否能成，不管是否有人能成，中国都将很快实现自由民主，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附燕文薪原文：
今天我读了晓波先生关于《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的三篇文章，大为震撼，相见恨晚！晓波先生写于1989年的这三篇文章，高屋建瓴、鞭辟入里，至今读来仍令人击节赞叹。联想到去年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时，民间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思想界的好一番热议和追捧，真正实在是太可笑了！时间已经往前推进了快三十年，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依然是没有任何的进步，有许多则是大踏步的倒退。双重标准仍在，明君期盼仍在，策略之说仍在，缺乏独立性仍在，漠视民间仍在，甚至奴性仍在。晓波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我想，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以追求宪政民主相标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同样不是期待明君和乞求政改，而是面对刘晓波、刘贤斌、陈卫、许志永、郭飞雄、唐荆陵等数以千计至今仍在狱中的良心犯们进行自我检讨、自我省视和自我忏悔。我听到许多人假惺惺地悲叹，说中国没有甘地、没有曼德拉、没有昂山素季，我想告诉他们的是，中国有，而且有很多，只是你们选择忽略、回避、绕开，装作看不见和听不见，于是也就根本不提及他们的名字而已！
今天我读了晓波先生关于《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的三篇文章，大为震撼，相见恨晚！晓波先生写于1989年的这三篇文章，高屋建瓴、鞭辟入里，至今读来仍令人击节赞叹。联想到去年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时，民间社会尤其是知识界思想界的好一番热议和追捧，真正实在是太可笑了！时间已经往前推进了快三十年，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依然是没有任何的进步，有许多则是大踏步的倒退。双重标准仍在，明君期盼仍在，策略之说仍在，缺乏独立性仍在，漠视民间仍在，甚至奴性仍在。晓波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我想，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以追求宪政民主相标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同样不是期待明君和乞求政改，而是面对刘晓波、刘贤斌、陈卫、许志永、郭飞雄、唐荆陵等数以千计至今仍在狱中的良心犯们进行自我检讨、自我省视和自我忏悔。我听到许多人假惺惺地悲叹，说中国没有甘地、没有曼德拉、没有昂山素季，我想告诉他们的是，中国有，而且有很多，只是你们选择忽略、回避、绕开，装作看不见和听不见，于是也就根本不提及他们的名字而已！
说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按照官方解释，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以前对于“富强”的说法是“国富民强”，现在把“富强”纳入到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那就跟屁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只要国家富强就行了，民众是不是能吃饱饭、是不是有房住、是不是有失业、医疗、养老保障，等等，都不用管了。
“和谐”也是国家层面的，也就是说，不管你老百姓受了多大的欺压、冤枉，都要保证国家的和谐表象，不服的就用强力维稳手段。
“自由”竟然被他们当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按照这个说法，那就是说自由与个人无关，个人是没有自由的，自由是属于社会的。这怎么理解呢？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社会的自由似乎是这样的：社会一下是这样的，一下是那样的，一会儿是新民主主义，一会儿是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会儿又一国两制，一会儿又要废掉一国两制；一会儿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一会儿又必须生两个，养老政府不管了；但是不管怎样变，控制器都掌握在黨的手里。
“爱国”是个人层面的，这个说法倒是没错，问题是，如果不爱国，违法吗？如果不违法，那么靠什么让人们自觉地爱国呢？又怎样才是爱国呢？那些人大代表把国籍都改成外国的了，那些官员把子女都送到国外去了，把钱存在外国银行，这还是爱国吗？如果不是，该怎么对待他们呢？
“诚信”、“友善”只是个人层面的吗？政府不用讲诚信、友善了？难怪他们谎言满天飞，难怪他们把坦克开上广场……
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按照官方解释，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以前对于“富强”的说法是“国富民强”，现在把“富强”纳入到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那就跟屁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只要国家富强就行了，民众是不是能吃饱饭、是不是有房住、是不是有失业、医疗、养老保障，等等，都不用管了。
“和谐”也是国家层面的，也就是说，不管你老百姓受了多大的欺压、冤枉，都要保证国家的和谐表象，不服的就用强力维稳手段。
“自由”竟然被他们当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按照这个说法，那就是说自由与个人无关，个人是没有自由的，自由是属于社会的。这怎么理解呢？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社会的自由似乎是这样的：社会一下是这样的，一下是那样的，一会儿是新民主主义，一会儿是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会儿又一国两制，一会儿又要废掉一国两制；一会儿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一会儿又必须生两个，养老政府不管了；但是不管怎样变，控制器都掌握在黨的手里。
“爱国”是个人层面的，这个说法倒是没错，问题是，如果不爱国，违法吗？如果不违法，那么靠什么让人们自觉地爱国呢？又怎样才是爱国呢？那些人大代表把国籍都改成外国的了，那些官员把子女都送到国外去了，把钱存在外国银行，这还是爱国吗？如果不是，该怎么对待他们呢？
“诚信”、“友善”只是个人层面的吗？政府不用讲诚信、友善了？难怪他们谎言满天飞，难怪他们把坦克开上广场……
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也谈诗性正义
独立中文笔会里有些人在讨论“诗性正义”这个话题，于是我也发表一下看法。
我上网查了一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过美国作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神学院和哲学系合聘的弗伦德法律与伦理学杰出贡献教授）写的《诗性正义》的书，中国作家徐昕2011年也出版过同名的书，此外，还有一些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说实话，这些书、文章我都没有看过，包括独立中文笔会论坛里大家的讨论我也没怎么细看，但这不妨碍我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与他人之前的观点相同之处，就当作是他人的观点好了。
我认为，“诗性正义”简单地说就是“诗的属性应该是正义的” ，注意是“应该”，而不是说“所有的诗都是正义的”。事实上每个人的诗、每一首诗都不同，不可能都是正义的。正如“人人平等”，它是指“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它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 尽管有些诗不涉及政治，只是写风景，但是，一来，至少它没有赞美、支持邪恶，否则它就不正义了；二来，它写世上美好的东西，就会让人们都去追求美好的东西，而只有正义才能让大家都享受到美好的东西。如果没有正义，你所享受到的美好的东西也不会长久。所以，好的诗，不仅可以激发人们对美好的东西的追求，也会促进人们对正义的追求。
那些揭露、控诉邪恶的诗，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弘扬正义。我想，这也许是万晓高写的《悲剧文学中“诗性正义”的特质探析》中的基本观点之一。
于是，“诗性正义”也就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评判诗的最重要的标准，一首诗首先是不能违背正义，其次是弘扬正义的程度和效果。 说到弘扬正义的效果，那是需要靠诗的魅力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一首诗如果仅仅只是干巴巴的正义口号，而没有诗的魅力，那么也是不会受人喜爱的，从而达不到更好地弘扬正义的效果。 当然，这些标准很难量化以作比较，只能每个人自己去领悟、感受、表达，然后由众人的反应构成对一首诗的总体评价。有时候人们并没有明确地表达看法，只是吟诵、转发，吟诵、转发的人多了，就说明它是一首好诗。
进而，“诗性正义”也可以成为一种批评、劝诫，当一首诗是违背正义的，人们就会拿这话来批评它、劝诫作者。 诗性其实是与人性相通的，因为诗是人写的，所以它被赋予了写诗之人的人性，所谓“文如其人”是也，诗也是一种文。
人性本来是一个中性词，即人之性，而人之性是有善恶之分的。由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人应该从善，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即人性尚善，因此对于从善者就称之为有人性，人性也就成为了一个褒义词。对于恶人就斥之为没有人性。同样，诗性亦然。违背正义的诗，也会被斥为没有诗性。 既然诗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所以，那些浑身邪气、人品很差的人就很难写出好诗来，例如说“‘诗性正义’是个什么东东”的人。你都不尊重“诗性正义”这个词，又怎么会写出正义的诗来呢？ 其实不光是诗，文章也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诗性正义”是比“文为时而作也”更高层次的表达。
诗也罢，文也罢，其最低要求就是不违背正义，如果违背，那就不可能成为好诗好文，例如那个臭名昭著的《商君书》，就是一个典型的违背正义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弘扬正义的多少，效果如何，就体现其价值的高低。而效果如何，就是由审美决定的，越有美感，越受人喜欢，效果就越好。
弘扬正义的多少，也就是理性的体现，如果揭示了之前没有人所感悟到的道理，那么就具有更高、更多的理性，也就更有价值。
我认为，“诗性正义”简单地说就是“诗的属性应该是正义的” ，注意是“应该”，而不是说“所有的诗都是正义的”。事实上每个人的诗、每一首诗都不同，不可能都是正义的。正如“人人平等”，它是指“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说“现实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它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 尽管有些诗不涉及政治，只是写风景，但是，一来，至少它没有赞美、支持邪恶，否则它就不正义了；二来，它写世上美好的东西，就会让人们都去追求美好的东西，而只有正义才能让大家都享受到美好的东西。如果没有正义，你所享受到的美好的东西也不会长久。所以，好的诗，不仅可以激发人们对美好的东西的追求，也会促进人们对正义的追求。
那些揭露、控诉邪恶的诗，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弘扬正义。我想，这也许是万晓高写的《悲剧文学中“诗性正义”的特质探析》中的基本观点之一。
于是，“诗性正义”也就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评判诗的最重要的标准，一首诗首先是不能违背正义，其次是弘扬正义的程度和效果。 说到弘扬正义的效果，那是需要靠诗的魅力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一首诗如果仅仅只是干巴巴的正义口号，而没有诗的魅力，那么也是不会受人喜爱的，从而达不到更好地弘扬正义的效果。 当然，这些标准很难量化以作比较，只能每个人自己去领悟、感受、表达，然后由众人的反应构成对一首诗的总体评价。有时候人们并没有明确地表达看法，只是吟诵、转发，吟诵、转发的人多了，就说明它是一首好诗。
进而，“诗性正义”也可以成为一种批评、劝诫，当一首诗是违背正义的，人们就会拿这话来批评它、劝诫作者。 诗性其实是与人性相通的，因为诗是人写的，所以它被赋予了写诗之人的人性，所谓“文如其人”是也，诗也是一种文。
人性本来是一个中性词，即人之性，而人之性是有善恶之分的。由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人应该从善，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即人性尚善，因此对于从善者就称之为有人性，人性也就成为了一个褒义词。对于恶人就斥之为没有人性。同样，诗性亦然。违背正义的诗，也会被斥为没有诗性。 既然诗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所以，那些浑身邪气、人品很差的人就很难写出好诗来，例如说“‘诗性正义’是个什么东东”的人。你都不尊重“诗性正义”这个词，又怎么会写出正义的诗来呢？ 其实不光是诗，文章也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诗性正义”是比“文为时而作也”更高层次的表达。
诗也罢，文也罢，其最低要求就是不违背正义，如果违背，那就不可能成为好诗好文，例如那个臭名昭著的《商君书》，就是一个典型的违背正义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弘扬正义的多少，效果如何，就体现其价值的高低。而效果如何，就是由审美决定的，越有美感，越受人喜欢，效果就越好。
弘扬正义的多少，也就是理性的体现，如果揭示了之前没有人所感悟到的道理，那么就具有更高、更多的理性，也就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