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附近有一个律师事务所，我早就想去拜访一下，却总是忘了这事。
律师是民间最接近政治的职业，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社会要想保持中立是很难的，中国的律师要么是赵家的狗，要么是老百姓的打狗棍（这样说有点不敬，但却是这么回事）。我想看看这个律所是个什么立场，如果谈得来，也许以后相互都能有所帮助。
这天我终于在有时间的时候想起了这事，于是去到了那家律师事务所。
门口和大厅里有一些对律所的介绍，这家律所是主要对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中小企业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是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税务、财务等方面。有人说，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社会里，做生意、搞企业不违法几乎是没钱赚的，所以，中国的企业者都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当局如果想搞掉一个企业或其负责人，有足够的手段。中国大陆的税法等经济政策本身就设置了很多陷阱。
对此人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初改革开放的时候流行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样一种经济机制使得所有的企业都成为当局的掌中玩物，不敢跟政府作对，同时也成为官员寻租的对象，从而当权者又能够利用这个牢牢地控制官员。谁不听话，罪名随便挑。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所需要的法律服务，并不是如何不违法、如何对他人（包括政府）的违法侵权行为利用法律来维权，而是通过律所建立一道与官方合作的桥梁或者是与政府谈判的一个中介。当然，只要不侵害劳动者和客户的利益，这种业务也是可以做的，你不做也会有人做。关键在于，在这个浑浊的世界里是否还能保存一点良知。
大厅的前台里坐着一个小伙子，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微笑着说我是来找人聊天的，他表情有点不自然地说现在是上班时间，大家都在忙。那意思是，没人有空跟你聊。我说“所有人都在忙吗？”他说是的，然后他问我想谈哪方面的问题，我说就是法律方面的嘛，交流交流。他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看来这小伙子太没有经验，难道我像是个不懂事的、找麻烦的人？其实我那天的穿着打扮是比较有学者风范的。见他不想理我，我就说我看看大厅里的律所介绍。
墙上贴着律所的所有律师、助理的专长介绍及价目表，最高的是一小时3600元，最低的一小时600。我想，这种不是以解决问题为条件而只是简单地按时间收费的方式，跟沐足小姐的服务有什么区别呢？沐足小姐的服务还有个套路程序，不同的服务时长有不同的服务套餐，如果服务内容少了客人是可以投诉的，可是跟律师的谈话有什么套路程序呢？怎么保证服务质量呢？怎么使顾客用较少的钱获得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服务呢？怎么控制时间呢？完全没有依据嘛。律师会不会为了多收钱而故意拖延时间？
律师按时间收费这固然也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可是西方国家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完善的法律和良好的社会诚信基础，你关键的东西没学到，却把皮毛的东西照搬过来，必然是效果不同的。
我觉得，像律师这种咨询谈话服务应该有一个预审程序，就是客户以书面形式通过前台提交需要咨询的问题，前台将问题转交办公室，办公室根据问题的范畴、难易程度定出价格，反馈给顾客，顾客同意，则由办公室根据律所里的律师的忙闲情况作出安排。对于顾客来说，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至于你律所派谁帮我解决问题那是你律所的事。你各个律师的收入怎么分配也是你律所的事。律所要体现出律所的管理，这样你律所利用律师赚钱才是天经地义的，否则要律所干嘛呢？人们直接找律师不就行了？
为了节约双方的时间、精力，律所应该提供咨询表及填表指引、样板， 让顾客知道怎么填表，清楚地表达其问题，从而使律师的回答能够对症下药。
事实上，不仅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在辩护等等工作方面，中国的律所几乎都没有起到什么管理、协作的作用，律所完全是律师个体的简单组合。
我又走到前台前，想找话题打开局面。我问“某某就是你们的老板吧？”我指的是介绍中的那个主任律师。他说是。看上去他很不耐烦。于是我掏出一张名片给他，说：你帮我把这个给你们老板吧，如果他有兴趣，就打电话给我。
过了很多天，那个律所负责人也没打电话给我，也许是我名片上的“自由民主人士”把他吓着了，他把我当成洪水猛兽了。这样的律师，不认识也罢。
律师是民间最接近政治的职业，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社会要想保持中立是很难的，中国的律师要么是赵家的狗，要么是老百姓的打狗棍（这样说有点不敬，但却是这么回事）。我想看看这个律所是个什么立场，如果谈得来，也许以后相互都能有所帮助。
这天我终于在有时间的时候想起了这事，于是去到了那家律师事务所。
门口和大厅里有一些对律所的介绍，这家律所是主要对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中小企业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是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税务、财务等方面。有人说，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社会里，做生意、搞企业不违法几乎是没钱赚的，所以，中国的企业者都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当局如果想搞掉一个企业或其负责人，有足够的手段。中国大陆的税法等经济政策本身就设置了很多陷阱。
对此人们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初改革开放的时候流行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样一种经济机制使得所有的企业都成为当局的掌中玩物，不敢跟政府作对，同时也成为官员寻租的对象，从而当权者又能够利用这个牢牢地控制官员。谁不听话，罪名随便挑。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所需要的法律服务，并不是如何不违法、如何对他人（包括政府）的违法侵权行为利用法律来维权，而是通过律所建立一道与官方合作的桥梁或者是与政府谈判的一个中介。当然，只要不侵害劳动者和客户的利益，这种业务也是可以做的，你不做也会有人做。关键在于，在这个浑浊的世界里是否还能保存一点良知。
大厅的前台里坐着一个小伙子，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微笑着说我是来找人聊天的，他表情有点不自然地说现在是上班时间，大家都在忙。那意思是，没人有空跟你聊。我说“所有人都在忙吗？”他说是的，然后他问我想谈哪方面的问题，我说就是法律方面的嘛，交流交流。他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看来这小伙子太没有经验，难道我像是个不懂事的、找麻烦的人？其实我那天的穿着打扮是比较有学者风范的。见他不想理我，我就说我看看大厅里的律所介绍。
墙上贴着律所的所有律师、助理的专长介绍及价目表，最高的是一小时3600元，最低的一小时600。我想，这种不是以解决问题为条件而只是简单地按时间收费的方式，跟沐足小姐的服务有什么区别呢？沐足小姐的服务还有个套路程序，不同的服务时长有不同的服务套餐，如果服务内容少了客人是可以投诉的，可是跟律师的谈话有什么套路程序呢？怎么保证服务质量呢？怎么使顾客用较少的钱获得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服务呢？怎么控制时间呢？完全没有依据嘛。律师会不会为了多收钱而故意拖延时间？
律师按时间收费这固然也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可是西方国家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完善的法律和良好的社会诚信基础，你关键的东西没学到，却把皮毛的东西照搬过来，必然是效果不同的。
我觉得，像律师这种咨询谈话服务应该有一个预审程序，就是客户以书面形式通过前台提交需要咨询的问题，前台将问题转交办公室，办公室根据问题的范畴、难易程度定出价格，反馈给顾客，顾客同意，则由办公室根据律所里的律师的忙闲情况作出安排。对于顾客来说，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至于你律所派谁帮我解决问题那是你律所的事。你各个律师的收入怎么分配也是你律所的事。律所要体现出律所的管理，这样你律所利用律师赚钱才是天经地义的，否则要律所干嘛呢？人们直接找律师不就行了？
为了节约双方的时间、精力，律所应该提供咨询表及填表指引、样板， 让顾客知道怎么填表，清楚地表达其问题，从而使律师的回答能够对症下药。
事实上，不仅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在辩护等等工作方面，中国的律所几乎都没有起到什么管理、协作的作用，律所完全是律师个体的简单组合。
我又走到前台前，想找话题打开局面。我问“某某就是你们的老板吧？”我指的是介绍中的那个主任律师。他说是。看上去他很不耐烦。于是我掏出一张名片给他，说：你帮我把这个给你们老板吧，如果他有兴趣，就打电话给我。
过了很多天，那个律所负责人也没打电话给我，也许是我名片上的“自由民主人士”把他吓着了，他把我当成洪水猛兽了。这样的律师，不认识也罢。
20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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