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香港一份子（歌曲视频）

http://youtu.be/98GKP7UB3Kg

热烈庆祝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地址改为：刘晓波路1号

公民：喂，外交部吗？请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什么位置？
外交部：你问这个干什么？
公民：去办事啊
外交部：在……在……华盛顿刘…刘…晓…波路1号。
公民：什么？你说清楚点啊，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啊
外交部：在刘晓波路1号！
公民：哦，刘晓波路。你确定吗？你走过那条路吗？
外交部：当然走过，不过那时不叫这个名字。
公民：哦，那为什么要改名叫刘晓波路呢？
外交部：我哪知道？你还有什么事？
公民：刘晓波好像还被你们关着吧？
外交部：我不知道，你去问公安部吧。
公民：可是人家用一个被你们关着的囚犯的名字为你们大使馆前面的路命名，你们也不抗议一下？
外交部：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公民：可是美国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你们也不抗议吗？你们外交部不是专门负责抗议的吗？别国做坏事你们不管，你们做了坏事不是也不想让别人管吗？ 
外交部：嘟嘟嘟……

为了后代们不再受伤害

2001年的时候，我六十多岁的父亲感觉腰椎很痛，几乎直不起腰来。在番禺的医院照彩色CT、做核磁共振等检测后，医生都说是骨癌，又通过熟人转到广州市里的一家医院，据说那家医院在这方面是很权威的，那个熟人跟院长关系很好。在那里又做了一通检测，在三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医生的共同诊断下，仍然确定为骨癌，并且说是晚期，说如果不做手术，就只能维持三个月，如果做手术，也可能只能延长生命半年，而做手术还有可能当场就死掉，尽管这种概率很低，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当然，手术费及其他各种费用是不菲的。医生要我们做决定。听他们那意思，好像做手术意义不大，还不如不做。这表面上是为病人和家属着想，但实际上还有另外的原因。因为我们是通过院长的关系进来的，他们怕万一有什么差池得罪了院长，能不做最好不做，反正像他们那种医院尤其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根本就不担心没手术做。而且他们也不好收我们的红包。后来的事实恰恰应验了他们的担心。

当时我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我妹妹的情况稍好一些。但钱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医生说的手术后果让人左右为难。按说不做手术的选择稍好一点，但却总让人觉得没尽力，有不孝之嫌。当时我父亲都已经察觉到了（这也许怪我们太不会表演了），说不做手术了，坚持要回家。那时我们兄妹俩真是经历了最痛苦的心理煎熬。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做手术。

临做手术前，医护人员拿着手术责任书要我签字，我看着那责任书上的那些条款，几乎都是为医院推卸责任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你们难道没有一个手术方案给我们的吗？”医生说：我们已经研究过手术方案了，我们都很清楚了，不需要再把它写出来，再说给你看你也看不懂啊，何况这也涉及一个技术秘密的问题，而且你到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心里想，我是看不懂，但是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看得懂啊，你不给我一个证据，万一出了医疗事故，我拿什么去打官司啊？其实我倒并不是真的是为自己打官司考虑，我主要是对这种现象不满，觉得这不合理。但是由于是熟人介绍进这家医院的，我不便坚持，那样好像我故意刁难他们似的，谁敢在手术前得罪医生啊？何况这会儿都准备得差不多了，难道我说不做手术了？难道还临时转院？这对父亲的心理也会有很大不良影响啊。何况她说的也是事实，各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只好很不情愿地签了字。

手术时，我们在手术室外心情沉重地等着。其实我并不担心手术的成功与否，我当时还是比较相信他们的水平的。我们心情沉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即使手术成功也只能延长生命半年”这个令人悲观的结论。

过了没多久，医生出来了，我先是一惊，以为出现糟糕的意外情况了，否则医生不可能这么快就出来，之前就说了最少也得大半天时间。但是看到医生那个表情，虽然怪怪的，却不像是发生了糟糕的情况，一问，医生说：看样子不是癌症，初步判断是骨结核，但还要进一步检验，现在护士送样品去检验，如果真是骨结核，那倒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是喜出望外，一方面，在我们的认知里面，癌症是最可怕的，既然不是癌症，那当然就好多了，另一方面，对骨结核我也略知一点，因为我母亲以前也得过。结核类病在目前已经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确定是骨结核。于是我们揪着的心彻底放下了。高兴之余，我又觉得很不是滋味，那么多次最先进的检测手段检测，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的诊断，居然把一个骨结核诊断成了骨癌晚期！尤其令我们感到后怕同时又庆幸的是，幸亏我们决定了给父亲做手术，否则就把父亲给害了，因为父亲的骨结核也是很严重的了，如果不做手术，发展下去那也是会要命的，那就真的是等死了，虽然可能不是之前医生说的三个月，但也不会很久。而且，那样死了，还不知道真相，还真的以为就是癌症呢，顶多只是觉得医生在时间的判断上有误差。有多少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死掉了呢？

既然判定了是骨结核了，当然就按骨结核进行手术、治疗了。医生说骨结核很容易治疗，他们医院也能做。这会儿也不可能转院啊，人在里面开着口子等着呢。过了一会，医生又出来跟我们说，由于父亲的腰椎骨烂得很厉害，必须要打四根钢钉，一颗钢钉就要七千元钱。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行情，无从了解，完全凭他们说，他就是说七万元一颗我们也没办法。我说你能不能拿个样品给我们看看？他说不行，这东西在库房里存放着，不能随便拿出来，只有你们决定了要，签了字，我们才能去取货。问他们要图片都没有！可是父亲就躺在里面，背后划开一个大口子，在等着我的决定，我能怎样？

手术后过了几天拆了线，医生说可以回家静养，于是我们就接父亲回家了。然而，没过两天，我竟然发现父亲的手术刀口上穿了一个一厘米大小的孔，都可以看见里面的骨头！于是赶紧又送去那家医院。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作了一下处理，又开了些药，让我们回去了。过了两天，我发现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那孔更扩大了。我彻底对那家医院失望了。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我在去那家医院的路上好像看到过一个楼房挂着“结核病研究所”的牌子，想必那里也可以治疗吧，如果可以治疗，肯定要比那家医院强，毕竟是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再说到了这地步，也只有去那里试一试了。于是就送父亲去到那个结核病研究所。那里的医生一看父亲的病历上开的药，就说那些药根本不对，于是另外开了一些药，至于还做了什么处理，我现在忘了，总之没费什么功夫，花的钱也不多。第二天就见效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彻底愈合了，直到现在十多年了都没再复发。

我后来想，那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想必应该不是象方鸿渐那样的冒牌货吧？毕竟外科手术这行当不是可以随便混饭吃的。美国的医疗水平和教学质量应该是没得说的，他们能拿到博士文凭，应该是达到了那个水平的。想必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否则不可能拿到博士文凭啊。而且也从来没听说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美国要是发生这样的事，那肯定得闹翻天了，官司打得惊天动地，钱赔得一塌糊涂，媒体（尤其是CCTV）报道得不亦乐乎。那么，为什么这三个博士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就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呢？这不是制度的原因是什么？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我这还是熟人找到院长给安排的呢，那熟人是个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跟院长很有交情的。要是没有关系的普通人、穷苦人，又会是怎样呢？

也正因为有那层关系，我们也不好去医院找他们理论，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好在父亲终归是病治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但那种心理上的折磨、压抑，久久难忘，难以释怀。

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我就对医疗行业的人有仇恨、有成见。医疗行业的不合理现象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中国哪个行业、领域不黑？正如王朔说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互害型社会，你在这方面害我，我在那方面害你，谁都是受害者。

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我们一家曾经遭受了太多的伤害，相比之下，这点事根本算不了什么。而那么多的伤害事件，很多都已经无法去追究具体的施害人，追究也没有多大意义。像我父亲跟郴州税务局的官司，我就一直都没怎么去帮父亲打。当我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制度的原因造成的时候，我觉得不反对它不行，这不是为了解决以前的恩怨，而是为了以后不再受伤害，尤其是为了我的后代们不再受到伤害。

齐家贞读后感

幾年前，我女兒回重慶探親，感冒了咳嗽很厲害。她電話我花了二百多塊錢還是不好，非常難受。我叫她電話我的初中同學，一位退休的兒科醫生。我同學7塊錢的藥，治愈了女兒的感冒。

        我高中同學的兒子得了肺結核，去大醫院說要住院治療什麼十萬元十幾萬元什麼的，結果我這位初中同學，花了不到一千塊，她兒子的肺結核治好了。

        我二弟去年胃痛，一進門診，二話不說就叫住院，沒有病床睡在過道上，7月的重慶的毒日頭擠在醫院過道裡，又悶又臭，沒病的人也會憋出病。剛住院就吊液，一天到晚不歇氣。接著做了一通化驗、CT黑白彩色全身上下查了又查，“希望是有的”吊住你的胃口，像魚鉤釣住你跟著醫生轉。門診折騰夠了，錢收斂夠了，再送去下一道環節，弟弟上了手術台，割掉3/4的胃，還說現在要化驗，沒弄清楚包塊是良性還是癌（其實做胃鏡之初，已告知對包塊做過合解）。面對鳩形鵠面離死不遠了的病人，手術醫生還建議他去化療，殺死癌細胞散兵游勇，你有多大多大成活的希望。當然，如果我弟弟做了化療，下一步的流水作業便是放療，“這是最後的希望所在了“！醫生活宰癌症病人，從來得心應手心狠手毒，他不需負責，”得的是癌症，你想怎麼著？“

        醫院收價，那是見風漲，從開始的幾千元漲到幾萬元，漲到十幾二十萬元，全憑他們一句話。如果我弟弟不是被我以斷交制止，如果他手術之後不立即出院，花錢失控不說，醫生一步一步送他去死，看來，這是他們的醫療目標。

        醫生利用病人求生及家屬救命的心理，給他們不絕如縷的希望，指引他們從門診的過度檢查，到推進刀房手術，到神奇無比的化療，到只有放療一途可以救你了。至於，化療放療的醫療手段適合不適該病人，各種數據允許不允許做，病人的死活等等，這不醫生的考量，他們考量的是，那根讓病人通向死亡的利益鏈條通順無阻，齊心協力上環扣下環，只為一個字——“錢”。

        醫生不是醫生，而是醫死。

        現在我弟弟吃中藥，還活著。中醫說，你如果不住院開刀，情況會好得多。

        醫院的醫生護士工作人員已經完全突破做人的底線。

        既令人心焦，又令人憤怒。

        一言難盡。

                                                                齊家貞

关于医疗问题的辩论

        昨天我发了一篇《医生都累瘫了，那病人呢？》的帖子，结果有做医生的出来发表不同看法，于是我们辩论了一通。在这里我先把辩论过程中我的观点大致说一下。
        人非机器，机器运转时间长了都会发生故障，而人是更容易疲劳的，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思维、判断能力、记忆力、视力、肢体反应能力等都会大大下降。医生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给病人做手术，无异于司机疲劳驾驶，也是很危险的。
        我曾见过不少医生炫耀自己做手术的时间最长是多少多少，相互攀比。当然，作为医生，他可以以此为荣、炫耀，但是，作为医院、医疗管理机构，应该有一种制度上的保障，避免因医生过于疲劳导致手术失败、质量下降的事情发生，至少对于大型、复杂的手术应该要求有应急方案，有后备医生，有完善的交接方式，即使不强制要求医生在多长时间后必须换岗，也应该在一定时间后让后备医生到场，如果当班医生表示仍能坚持、能够保证手术质量，那么也可以不换岗，毕竟由一个医生连续做下来效果会更好（在他能够能够保证手术质量的情况下）、责任也更清晰，但后备医生应该在场监督手术情况、随时准备替换。如果没有这些保障措施，万一手术医生突然倒下了，怎么办？难道临时再去找医生来接替？
        你可以说你每次手术都挺下来了，都成功了，但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侥幸。中国发生那么多医疗事故，谁又能说得清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在当今的体制下，很多事情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真相。
        国内的医院之所以没有像我说的那样做，除了不想增加病人的医疗成本以外（如果太贵了病人和家属可能就放弃治疗了），也有医生自身利益上的原因，因为如果一个手术有其他医生介入，自己的收入就会减少。而这种心态的形成，又是当今社会的各种制度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造成的。收红包、滥开药等等现象都是这种体制下的畸形产物。当他人的生命不是被当成第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什么邪恶的东西都会滋生出来。
        我承认我对医疗技术不懂，但对于医疗行业的管理，我相信我时有独到的看法的。其实各行各业的管理方法有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可以借鉴的。现代管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性化，以人为本，它不仅仅是指对顾客的人性化，也包括对企业员工的人性化。人性化首先是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再就是根据人的身体、生理特性制定相应的制度措施，使得员工在身体、精神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发挥最大效能、保障工作任务高质量地完成。人性化绝不是用金钱去刺激人的潜能的发挥。

医生都累瘫了，那病人呢？

腾讯新闻：福建医生手术32小时累趴在地。

看到这则新闻，我首先想到的是：医生都累趴了，那病人呢？当然，病人本来就是躺在手术台上的。

医生本来就是健康正常的人，何况经常做手术应该也练就了长时间做手术的本领，而病人本来就有病，身体虚弱，现在连医生都累趴了，那病人会是怎样？当然，媒体既然敢报道这事，想必病人应该是没死，手术成功了，但病人肯定是比医生更遭罪，只不过他当时可能没感觉，因为他已经被麻醉了，但这么长时间的麻醉，肯定会有副作用，对之后的恢复健康不利。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不能只是满足于把病人的命救活了，病症消除了，还要为病人以后的健康着想。

我想问：做这个手术必须要这么长时间吗？国际上做这种手术的最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一般水平又是怎样的？中国的医疗水平比国际水平相差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则新闻抛开这些问题不说，却强调医生累趴了，是想表达什么呢？想表达那些医生有责任心吗？那好，我就说说责任心的事。这个医院在给病人做手术前是否有做详细的手术方案？是否预计到手术时间要这么长？是否有相应的、妥善的应对措施？如果没有，又谈何责任心？如果有详细的手术方案，那么，明知手术要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采取医生轮替措施？别跟我说无法轮替，现在摄像、通讯手段这么先进，完全可以对手术过程进行全程摄像、同步实况转播，可以在交接班时先让手术医生进行一段时间的边手术边讲解，接替的医生通过实况转播了解情况，甚至还可以询问医生副手，在了解掌握了情况后再接班。如果你们医院找不到具有同等手术水平的医生，那就去其他医院借，如果全国都找不到，那就不要接这个手术，让病人去国外做手术。那些西方先进国家绝对不会让医生连续手术32个小时。你让那些医生从头到尾连续手术32个小时，现在那些医生都累瘫了，只能说明这个手术的完成只不过是一个侥幸，事先谁能保证那些医生不会在手术过程中倒下？即便不倒下，其工作效率、质量也会大大下降，出现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就很大，在这些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给病人做手术，那不是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吗？这是有责任心的表现吗？医生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给病人做手术，无异于司机疲劳驾驶。难怪中国有那么多病人莫名其妙地死在医院、死在手术台上，难怪医疗纠纷频频发生。

你也许会说，象你说的那样做的话，那医疗费用就会很高，病人会承受不起。那么我就要问了，为什么他会承受不起？是因为收入低吗？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呢？大病医疗保障呢？贪官们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地贪污，老百姓却病不起、死不起！还有房子住不起，婚结不起，等等等等，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真是悲催啊！

也许，其实那些医生是心中有数的，其实他们还没到累瘫的地步，再累也不至于都一个个就这么斯文扫地、齐刷刷地躺在地上吧？就算医生没法轮换，护士总可以轮换吧？护士就不能把医生们扶到休息室去休息？看那些医生齐刷刷地躺在地上的样子，明显就是摆拍的，你看有个医生还举起手伸出手指做出胜利的手势呢，说明头脑还清醒、还有体力嘛。也不知道那个拍照的家伙是个什么人，他却有那么好的精力，能把照片拍得那么那么清晰，角度选得那么好，看那照片的质量应该不是手机拍的，应该是专业相机拍的，这不免让人想起那位为雷锋拍照的神秘摄影师。雷锋早就不在了，可神秘摄影师常在啊。做出这种累瘫的样子，只不过是耍娇而已，不过是为了制造一点新闻。这种新闻有意思吗？经得起推敲吗？当然，这在中国媒体界算不上最无耻的，比这无耻的多了去了。

如果那些医生真的是完成了一项手术，拯救了一条生命，履行了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那么也还是要肯定的，但是，有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博取眼球呢？当人们关注这个新闻的时候，恐怕更多的人想到的是：这次你们是在手术完成后累趴了，下次会不会在手术过程中累趴呢？谁还敢找你们做手术呢？想必能做这种手术的绝不是你们独此一家吧？

医疗纠纷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些医院、医生的技术水平不足、责任心不强、管理混乱、服务态度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脚踏实地地解决好这些问题，靠这种噱头新闻来博取好感，只能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当然，要想彻底地解决医疗行业的问题、群众看病难问题及其它等等问题，只能从制度上下手，实行宪政民主。否则，媒体也罢，医疗行业也罢，各行各业，尤其是权力机构，只会将无耻进行到底。

【某朝某代的事】

话说某朝某代的时候，官员贪腐非常严重，以致国库严重亏空。新帝继位伊始，派亲信去各地查明实情，粮食大臣为了掩盖粮仓空虚、以次充好等问题，竟然放火把七十多个粮仓给烧了，然后把贪污的粮食算在火灾里。这一来，国库更加空了，弄得皇帝的御膳只能吃包子，人称包子帝。为了遏制贪腐，皇帝遂亲自身兼数个职务，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忙个不停，以至于常常感叹“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皇上经常要官员们做自我检讨和互相揭发，官员们都胆战心惊、吞吞吐吐、丑态百出，皇上觉得挺好玩，一边骂他们“竟无一人是男儿”，一边暗自得意天下唯我独尊。

皇帝兼职兼得上瘾了，就时不时地又找些职务兼上。

这天，皇上想不出有什么职务好兼了，就问贴身太监。太监寻思：这皇上整天精力旺盛忙些本该由大臣们干的事，肯定是对宫里的娘娘妃子们没兴趣了，听说最近校长挺快活，专玩女学生，不如让皇上弄个校长兼着？反正自己是太监没有子女，不怕报应到自己头上。缺德是缺德了点，可咱们做太监的就靠讨皇上开心混碗饭吃，临来宫里的时候爹曾告诫咱：要好好服侍好皇上，没了皇上，你什么都不是。

要说太监这东西，可真不是东西，明明自己没那东西，却偏偏喜欢琢磨那东西的事，还自认为很在行，以为见得多了（也不过就是偷窥皇上与娘娘嫔妃们做而已），就成了行家了，自认为可以给别人作指导、监督别人做那事，动不动就说别人姿势不对。别人说外国人用的姿势挺好，干的时间长，高潮迭起，全世界都流行，太监硬说那姿势不符合咱国情，说咱们皇上都试过了，不好用，咱皇上用的那是宇宙式，对准一个中心，抓住两个基本点，稳腚压倒一切。再说咱们有祖传神油，能保金枪不倒。对那些提倡用外国姿势的人，按“寻衅姿势”论罪，对在青楼里用外国姿势的，按嫖娼论处，一律投入大牢，甚至还要押到城楼上示众。

太监做的坏事太多，罄竹难书，这里就不再一一细说，言归正传。

这太监见皇上问有什么职务好兼的，就跟皇上说：“要不皇上您兼个校长当当？”皇上说：“校长朕当过了，没什么意思。”太监故作神秘地说：“我说的是小学校长。”皇上一听不高兴了：“大胆，你明知朕真正的学历是小学毕业，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太监一听连忙跪下：“奴才不敢，皇上您有所不知，如今这小学校长……”话还没说完，皇后进来了，问道：“小学校长怎么了？”太监一看皇后来了，吓得不敢出声了，皇上就说：“这奴才说让朕兼个校长当当。”皇后一听就火了，心想，皇上都很长时间不去后宫了，害得我不得不主动跑到龙宫里来找他，你居然还唆使皇上去兼校长，哼！于是怒斥道：“好你个大胆的太监奴才！竟敢叫皇上去兼校长！”太监听了直打哆嗦，跪在地上连连叩首，皇上一看这架势，心想看来这校长还真有名堂啊，忙问：“这校长到底是怎么回事？要说真话！”皇后应道：“是，臣妾努力说真话。”可皇后心想，咱不能实话实说啊，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实情，那还不乐癫癫地去兼校长寻性滋事去了啊。皇后犹豫了一会，突然想到了说词，说：“如今西方国家的教育家说咱们华夏的教育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虽然那是胡说八道，但你让皇上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兼校长，那不是让皇上自找难堪吗？”皇上一听，觉得皇后说得有理，就大喊一声：“大胆奴才！竟敢戏弄本皇！来人，把这奴才拖出去斩了！”太监连声喊“饶命”，两名侍卫进来不由分说拎起那太监的两条腿就往外拖。拖到大门口的时候，太监的身子还没完全出去，守门的侍卫就急着关门，结果就把那太监的头给夹了一下。这一夹可不轻，太监的眼都给夹斜了。也不知道这太监是头给夹坏了变傻了，还是临死悟过来了明白了皇帝不是什么好东西，带着哭腔冲着皇宫里连声骂道：“操你妈的！滚你妈的！去你妈的！”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说书人：徐琳

坐火车记

        6月14日晚上坐火车回广州，一个小伙子帮我把行李放上行李架，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他是个在读研究生，对社会有一点了解，有良知，但不了解当前政治形势，也不了解民主运动情况。我先从我们建筑行业的黑暗说起，说到社会的种种不合理、不正常现象，指出这都是制度的原因，他比较认同。我又把《站在正义这一边》歌曲放给他听，他连声称赞，还要我传给他。我又把我的名片给他，他看到“自由民主人士”的头衔，很钦佩。他表示自己一直对社会问题关注不够，只知道为生存拼搏，也不敢象我这样站出来抗争，很惭愧。他还是个党员。尽管如此，他能够理解我们这些自由民主人士，这就很不错了，至少少了一个极力维护专制的人，更是少了一个作恶的人，这就够了。虽然说不上我启蒙了他，但可以说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这趟火车没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