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蒙问题回复杜导斌

我针对杜导斌先生对我的推文的回复发表了《是该好好地说说启蒙这事儿了》后，杜导斌先生在笔会论坛里又作了回应。既然我说了“该好好地说说启蒙这事儿了”，那就继续说下去吧。兹针对其回应逐段点评如下。

杜导斌：
完整的是三条，徐琳会友只引了其中之一。

徐琳：
在我的推特帐号中只看到他所说的其中之一，而且还只是那之一中的部分（见下面的截图）。不过这没有关系，既然他现在补上来，我也可以对他补上来的内容再作探讨。

杜导斌：
为什么不能再来一次启蒙？
一，启蒙假设启蒙者掌握着唯一正确的真理，或者称为真知，被启蒙者则无知，或者其知识是伪的。因此，真知的掌握者有权对无知和伪知者启蒙，下指导棋。试问，一个自由平等的体制下，谁有特权宣称自己掌握着唯一的真理？那些自称手握唯一真理者，不正是专制主义者？

徐琳：
杜导斌先生在这里其标题与内容就是自相矛盾了。他的标题是“为什么不能再来一次启蒙？”这句话从字面来看可以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一个是反问句式，意思是“凭什么就不能再来一次启蒙呢？”另一个是疑问句式，意思是“不能再来一次启蒙的原因是什么呢？”前者是认为可以再来一次启蒙，后者则是认为不能再来一次启蒙。不管他是哪一个意思，其中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意思，即他承认之前有过一次启蒙。可是，按照他下面的话的意思，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启蒙这回事，启蒙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他认为谁都没有特权宣称自己掌握着唯一的真理、对他人进行启蒙。由此可见他的思维比较混乱。这就跟逸风一样的，一方面极力否定启蒙，一方面又始终绕不开启蒙这个客观存在。
其实我在前面的文章中都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很多人都能理解。既然杜导斌先生还没能理解，那我就再讲透彻一些。启蒙并不是只有圣贤完人才能做的事，事实上也不存在圣贤完人。启蒙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启蒙，一种是间接启蒙。一个认识水平稍高一点的人直接对一个或若干个水平较低的人进行的启蒙就是直接启蒙。但这里说的认识水平稍高一点不一定是整体上的，可以是在某些方面、某些具体问题上。一个综合水平较低的人有可能在某个问题上比一个综合水平较高的人认识多一点、深一点，那么他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对其进行直接启蒙。把一篇具有启蒙作用的文章发到Q群里，谁受益了谁就被启蒙了，这就是间接启蒙。不论认识水平如何，都可以做间接启蒙，也叫做从事启蒙工作。

杜导斌：
二，启蒙是上对下，智对愚，高对低的非对称关系。人人自由平等，谁有权利对他人以启蒙者自居？启蒙话语与自由平等理念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应换作以平等为公民关系的根本原则。公民间是对称的交互关系，而非不对称的上下关系。互相说服，寻求重叠共识，而不是启蒙，也不是打倒。

徐琳：
对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我在《是该好好地说说启蒙这事儿了》及本文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讲清楚了，不再赘述。
后半部分，“公民间是对称的交互关系，而非不对称的上下关系”，这只是指在基本权利、地位上，但在认识水平上，事实上就是存在不对称的上下关系。杜导斌先生总是把基本权利、地位与认识水平混为一谈、强行捏在一块。
杜导斌先生提到 “互相说服”，那么为什么会要说服呢？就是因为认识水平有高低嘛。认识水平高的把认识水平低的说服了，也就是对认识水平低的起到了启蒙作用，这怎么不是启蒙呢？当然，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服了我，而我可能在那个问题上说服了你，所以可能存在互相说服的情况，也就是互相启蒙。
杜导斌先生提到的“寻求重叠共识”，它是存在两种情况的，一种是寻求在现有基础上的重叠共识，另一种是寻求通过交流、辩论使一方或双方获得提高后的重叠共识。显然后者是更好的，而这就是需要进行启蒙。既然杜导斌先生前面提到了“互相说服”，那么他所说的“寻求重叠共识”就应该是指后者。
由此可见，杜导斌先生一方面不断地否定启蒙，另一方面却又时不时地在肯定启蒙。这等于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拿自己来证明启蒙的必要性。

杜导斌：
三，欧洲启蒙运动的诞生在教育普及之前，是一小群知识人面对一大群文盲半文盲。今天中国大陆基础教育已普及，博士硕士用脚踢，许多脑残五毛拥有洋博士学位。他们反自由民主，有知识因素，更多的是偏爱和利益。对这些人怎么能启蒙？即使农民也不适合启蒙，他们急需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其利益的忠实代表。

徐琳：
这恰恰证明目前中国很需要启蒙。事实上六十多年来中国人遭受的洗脑毒害是最严重的，很多人成了脑残，因此对中国人的启蒙是最难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被洗脑越严重，启蒙就越难。但再难也要启蒙，不能因为难启蒙就不启蒙了。你启蒙不了硕士、博士，那是你的能力不够，你可以不去做，但你不能说不需要启蒙、不应该去启蒙。于建嵘、贺卫方等人就经常到大学去演讲，也就是进行启蒙。

杜导斌：
徐琳会友在这里说的，一，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属教育，这在今天已经不是启蒙，如果是你说的那种启蒙，那中共建政67年，岂不天天在启蒙，共产党一直就在启蒙，那还有启蒙的必要吗？教育就是教育，是培养人必须具备的基本智力，在进入社会之后，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前人经验，作为进入社会的必要条件。

徐琳：
教育应该是启蒙，西方搞的启发式教学就是把教育当作启蒙来做。而中国的教育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强行灌输，二是欺骗蒙蔽。这是中共的问题，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站在我们的立场，或者说站在真理的立场，中共搞的教育就不是启蒙，而是毒害。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拿老师教学生的例子来说事，是指理想状态下的教学关系，并不是说所有的教学都是启蒙。从这里可以看出杜导斌先生对中共的洗脑教育的实质认识得不够。

杜导斌：
另一个，阅读文章，可相互启发，这也不是启蒙，这种事情人类经常发生，如果这也是启蒙，那岂不是说，始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一直没有中断，一直在运动到今天和全人类，启蒙运动之前也已经有了启蒙运动？
徐琳会友这是在偷换概念。

徐琳：
这里恰恰是杜导斌先生在偷换概念，他把启蒙行为与启蒙运动搞混了。启蒙行为是单个的行为，启蒙运动则是很多人从事的较高密度和频度的行为集合，它是系统工程。欧洲的启蒙运动之前当然也有启蒙行为，但由于密度和频度不够，不能称之为启蒙运动。欧洲的启蒙运动兴起之后，如果启蒙行为的密度和频度一直没有大幅下降，基本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么可以说欧洲的启蒙运动一直没有中断。如果有较大起伏，那么可以说中断了之后又兴起了启蒙运动。当然，即使启蒙运动兴起后启蒙行为的密度和频度一直没有大幅下降，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予以区分。比如，启蒙运动导致了政权体制的彻底改变，之后的启蒙行为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规范化了，组织化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说启蒙运动终止了、结束了，而是说它转化成为了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态。

杜导斌：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果徐琳先生的“启蒙”是启蒙，岂不是说，至少从孔子讲这话时起，人类就开始了启蒙？

徐琳：
人类从有了认识、思考、思想后就有了启蒙。启蒙包括智力启蒙、自然知识启蒙和思想启蒙，这些都叫做启蒙。但是，以前的思想启蒙由于没有普世价值这个明确的目标作导向，就容易出现偏差，可能会成为误导甚至是欺骗。我们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现在所讲的启蒙，当然也包括智力启蒙、自然知识启蒙、思想启蒙，但是更偏重于思想启蒙，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以普世价值为导向的。是否符合普世价值，是我们判定一个思想传播行为是不是启蒙的标准。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把启蒙分为原始启蒙和现代启蒙。它们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明确地以普世价值为导向。我们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固然是以现代启蒙为重点，但也不能说不需要搞原始启蒙了。如果一个人只是搞智力启蒙（教授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自然知识启蒙（例如教他人使用翻墙软件），并没有传播普世价值，那么他所进行的启蒙就属于原始启蒙，显然这也是需要的，它有利于进行下一步的思想启蒙——传播普世价值。

最后，感谢杜导斌先生抛石引玉，使我能够更有条理地思考、阐述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