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时候，我六十多岁的父亲感觉腰椎很痛，几乎直不起腰来。在番禺的医院照彩色CT、做核磁共振等检测后，医生都说是骨癌，又通过熟人转到广州市里的一家医院，据说那家医院在这方面是很权威的，那个熟人跟院长关系很好。在那里又做了一通检测，在三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医生的共同诊断下，仍然确定为骨癌，并且说是晚期，说如果不做手术，就只能维持三个月，如果做手术，也可能只能延长生命半年，而做手术还有可能当场就死掉，尽管这种概率很低，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当然，手术费及其他各种费用是不菲的。医生要我们做决定。听他们那意思，好像做手术意义不大，还不如不做。这表面上是为病人和家属着想，但实际上还有另外的原因。因为我们是通过院长的关系进来的，他们怕万一有什么差池得罪了院长，能不做最好不做，反正像他们那种医院尤其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根本就不担心没手术做。而且他们也不好收我们的红包。后来的事实恰恰应验了他们的担心。
当时我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我妹妹的情况稍好一些。但钱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医生说的手术后果让人左右为难。按说不做手术的选择稍好一点，但却总让人觉得没尽力，有不孝之嫌。当时我父亲都已经察觉到了（这也许怪我们太不会表演了），说不做手术了，坚持要回家。那时我们兄妹俩真是经历了最痛苦的心理煎熬。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做手术。
临做手术前，医护人员拿着手术责任书要我签字，我看着那责任书上的那些条款，几乎都是为医院推卸责任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你们难道没有一个手术方案给我们的吗？”医生说：我们已经研究过手术方案了，我们都很清楚了，不需要再把它写出来，再说给你看你也看不懂啊，何况这也涉及一个技术秘密的问题，而且你到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心里想，我是看不懂，但是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看得懂啊，你不给我一个证据，万一出了医疗事故，我拿什么去打官司啊？其实我倒并不是真的是为自己打官司考虑，我主要是对这种现象不满，觉得这不合理。但是由于是熟人介绍进这家医院的，我不便坚持，那样好像我故意刁难他们似的，谁敢在手术前得罪医生啊？何况这会儿都准备得差不多了，难道我说不做手术了？难道还临时转院？这对父亲的心理也会有很大不良影响啊。何况她说的也是事实，各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只好很不情愿地签了字。
手术时，我们在手术室外心情沉重地等着。其实我并不担心手术的成功与否，我当时还是比较相信他们的水平的。我们心情沉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即使手术成功也只能延长生命半年”这个令人悲观的结论。
过了没多久，医生出来了，我先是一惊，以为出现糟糕的意外情况了，否则医生不可能这么快就出来，之前就说了最少也得大半天时间。但是看到医生那个表情，虽然怪怪的，却不像是发生了糟糕的情况，一问，医生说：看样子不是癌症，初步判断是骨结核，但还要进一步检验，现在护士送样品去检验，如果真是骨结核，那倒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是喜出望外，一方面，在我们的认知里面，癌症是最可怕的，既然不是癌症，那当然就好多了，另一方面，对骨结核我也略知一点，因为我母亲以前也得过。结核类病在目前已经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确定是骨结核。于是我们揪着的心彻底放下了。高兴之余，我又觉得很不是滋味，那么多次最先进的检测手段检测，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的诊断，居然把一个骨结核诊断成了骨癌晚期！尤其令我们感到后怕同时又庆幸的是，幸亏我们决定了给父亲做手术，否则就把父亲给害了，因为父亲的骨结核也是很严重的了，如果不做手术，发展下去那也是会要命的，那就真的是等死了，虽然可能不是之前医生说的三个月，但也不会很久。而且，那样死了，还不知道真相，还真的以为就是癌症呢，顶多只是觉得医生在时间的判断上有误差。有多少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死掉了呢？
既然判定了是骨结核了，当然就按骨结核进行手术、治疗了。医生说骨结核很容易治疗，他们医院也能做。这会儿也不可能转院啊，人在里面开着口子等着呢。过了一会，医生又出来跟我们说，由于父亲的腰椎骨烂得很厉害，必须要打四根钢钉，一颗钢钉就要七千元钱。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行情，无从了解，完全凭他们说，他就是说七万元一颗我们也没办法。我说你能不能拿个样品给我们看看？他说不行，这东西在库房里存放着，不能随便拿出来，只有你们决定了要，签了字，我们才能去取货。问他们要图片都没有！可是父亲就躺在里面，背后划开一个大口子，在等着我的决定，我能怎样？
手术后过了几天拆了线，医生说可以回家静养，于是我们就接父亲回家了。然而，没过两天，我竟然发现父亲的手术刀口上穿了一个一厘米大小的孔，都可以看见里面的骨头！于是赶紧又送去那家医院。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作了一下处理，又开了些药，让我们回去了。过了两天，我发现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那孔更扩大了。我彻底对那家医院失望了。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我在去那家医院的路上好像看到过一个楼房挂着“结核病研究所”的牌子，想必那里也可以治疗吧，如果可以治疗，肯定要比那家医院强，毕竟是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再说到了这地步，也只有去那里试一试了。于是就送父亲去到那个结核病研究所。那里的医生一看父亲的病历上开的药，就说那些药根本不对，于是另外开了一些药，至于还做了什么处理，我现在忘了，总之没费什么功夫，花的钱也不多。第二天就见效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彻底愈合了，直到现在十多年了都没再复发。
我后来想，那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想必应该不是象方鸿渐那样的冒牌货吧？毕竟外科手术这行当不是可以随便混饭吃的。美国的医疗水平和教学质量应该是没得说的，他们能拿到博士文凭，应该是达到了那个水平的。想必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否则不可能拿到博士文凭啊。而且也从来没听说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美国要是发生这样的事，那肯定得闹翻天了，官司打得惊天动地，钱赔得一塌糊涂，媒体（尤其是CCTV）报道得不亦乐乎。那么，为什么这三个博士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就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呢？这不是制度的原因是什么？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我这还是熟人找到院长给安排的呢，那熟人是个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跟院长很有交情的。要是没有关系的普通人、穷苦人，又会是怎样呢？
也正因为有那层关系，我们也不好去医院找他们理论，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好在父亲终归是病治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但那种心理上的折磨、压抑，久久难忘，难以释怀。
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我就对医疗行业的人有仇恨、有成见。医疗行业的不合理现象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中国哪个行业、领域不黑？正如王朔说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互害型社会，你在这方面害我，我在那方面害你，谁都是受害者。
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我们一家曾经遭受了太多的伤害，相比之下，这点事根本算不了什么。而那么多的伤害事件，很多都已经无法去追究具体的施害人，追究也没有多大意义。像我父亲跟郴州税务局的官司，我就一直都没怎么去帮父亲打。当我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制度的原因造成的时候，我觉得不反对它不行，这不是为了解决以前的恩怨，而是为了以后不再受伤害，尤其是为了我的后代们不再受到伤害。
齐家贞读后感
幾年前，我女兒回重慶探親，感冒了咳嗽很厲害。
我高中同學的兒子得了肺結核，
我二弟去年胃痛，一進門診，二話不說就叫住院，
醫院收價，那是見風漲，從開始的幾千元漲到幾萬元，
醫生利用病人求生及家屬救命的心理，給他們不絕如縷的希望，
醫生不是醫生，而是醫死。
現在我弟弟吃中藥，還活著。中醫說，你如果不住院開刀，
醫院的醫生護士工作人員已經完全突破做人的底線。
既令人心焦，又令人憤怒。
一言難盡。
齊家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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