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爱情故事看当今人的心理问题

 

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个爱情故事《什么叫做爱，看完眼里潮湿了！》，说的是一对深爱的恋人因为上一辈在文革中的恩怨而无法成为夫妻，男孩为满足父亲临死前时的愿望而被迫娶了另一女子为妻，女孩则一直未嫁。女方后来成为亿万富豪，男的却穷困潦倒，临死时昏迷中呼唤那个女孩的名字，男孩的妻子便把男孩之前的那个恋人叫来。女孩去到了解情况后，哭得一塌糊涂……

这故事看起来很感人，但是仔细琢磨，就觉得有问题。如果这故事是真实的，那么这两人的心理都有问题。

女孩为什么之前不去看看男孩、了解一下近况？就只当作老同学，装作是出差顺便看望一下，有什么不可以？难道做不成恋人、夫妻，就连朋友都不能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她如果实在不方便亲自去，也可以委托其他同学好友去。干嘛要做得老死不相往来那么绝？如果她平时有去探望他或通过他人了解他的情况，就可以早一点帮助他，帮助并不是施舍，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机会、条件让他发挥自己的能力取得成功，至少不要生活得那么艰难。

男孩为什么不去找那女孩请求帮助？恐怕还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其实，既然那女孩那么深爱着他，说明他是有可爱之处的，而男人的可爱之处更多的是体现在能力上，她总不会对一个徒有其表的呆子爱得那么死去活来吧？毕竟他是大学毕业，至少他还写得一手好诗嘛。他之所以过得不好，当然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合理，限制、阻碍了他的能力的发挥，那么他可以去找那个女孩，借她的一点力使自己的能力较好地发挥出来，既使自己生活得好一些，也能对社会有益，甚至可能对那个女孩的事业有所帮助，凭自己的能力去做对自己和社会、他人有益的事，这没什么丢脸的。除非他完全没有能力、没有自信，那么他有那么值得她爱得死去活来的吗？那么她对他只需有对弱者的同情，对这个社会没能给弱者提供保障感到失望、不满。

这样的悲剧故事，只有在中国这种畸形社会里才会发生。 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不仅剥夺、损害了人们的物质利益，也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心理、道德、精神，并使得人们不善于用恰当的方式处理事情，很多人则麻木不仁，稍有良心的人也只知道傻乎乎地感动。

如果不能从悲剧中反省找到悲剧的根源，那就无法避免悲剧的重演。感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谈艺术的标准问题

我认为，艺术只有方法，没有标准。艺术不是科学，不可能拿着尺子去量一个艺术作品是否符合标准。

学习艺术创作，只是学一些创作方法，而不是学什么判定艺术的标准，而方法其实并不限于书本上的那些。事实上人类一直都在不断地发掘新的方法。你把现代自由诗拿给李白、杜甫看，他们肯定说不是个玩意，但现代人却认为是艺术，这说明什么？说明艺术本来就没有标准，它是以一定数量的人的认同为条件的。前些年那些正统艺术家们都把通俗歌曲视为垃圾，现在通俗歌曲也上大雅之堂了。一些所谓正统艺术家总是自以为权威，拿着他们学的方法当成准则，去判定作品，对于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的东西就视为低劣的，这其实是怕别人别人抢了他的饭碗，动摇了自己的权威地位，这种人往往都难有什么创新，难创作出真正好的作品，充其量也只是模仿。当初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刚问世的时候，很多人都批评、鄙视，后来他却成就了一种流派，成为世界顶级艺术大师。教条主义只不过是专家们的护身符，是不自信的表现。

曾经有一位专业音乐人说我谱曲的歌曲《是时候了》把“的”放在句尾不好，尤其是放在音调较高的地方更不好，然而他却忘了，齐秦的歌曲《狼》恰恰是把“的”放在句尾，并且是最高音处，反倒体现了一种苍凉，同时也与狼的嚎叫声极为神似。事实上，《是时候了》是当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朱虞夫的诗作，他因为这首诗被判了七年牢，现在还在监狱里，我不可能擅自改动他的作品，只能是尊重原作，我在作曲时那样处理，我认为算是最佳的了。当然，一般来说，最好是不要这样做，但却不是绝对的，也要看具体情况，有些情况就只能这样做，有些情况甚至是这样做反而更好。

又比如说歌曲拗口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说国语的人，所有的粤语歌都是拗口的，更不要说外语歌了。

如果要说艺术有标准，那就是美，美是什么？古希腊的美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美就是和谐。而和谐其实是相对的。

中国古人讲究绝对和谐，于是把音阶中的4、7这两个不和谐音排除掉了，搞成五声音阶，使得中国音乐的发展受到了局限。而西方人则善于地运用4、7这两个不和谐音，结果创作出很多丰富多彩的作品。

艺术应该由大众来判定，如果一个艺术作品大众不能接受，那也只能束之高阁、自娱自乐。对于那些大众都认同的东西，专家硬要说它不符合艺术标准，那只能是自找没趣。

象中共那样用政治标准去衡量艺术作品，更是荒谬。

《我系香港一份子》歌曲视频（配字幕）

我是香港一份子（歌曲视频）

http://youtu.be/98GKP7UB3Kg

热烈庆祝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地址改为：刘晓波路1号

公民：喂，外交部吗？请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什么位置？
外交部：你问这个干什么？
公民：去办事啊
外交部：在……在……华盛顿刘…刘…晓…波路1号。
公民：什么？你说清楚点啊，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啊
外交部：在刘晓波路1号！
公民：哦，刘晓波路。你确定吗？你走过那条路吗？
外交部：当然走过，不过那时不叫这个名字。
公民：哦，那为什么要改名叫刘晓波路呢？
外交部：我哪知道？你还有什么事？
公民：刘晓波好像还被你们关着吧？
外交部：我不知道，你去问公安部吧。
公民：可是人家用一个被你们关着的囚犯的名字为你们大使馆前面的路命名，你们也不抗议一下？
外交部：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公民：可是美国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你们也不抗议吗？你们外交部不是专门负责抗议的吗？别国做坏事你们不管，你们做了坏事不是也不想让别人管吗？ 
外交部：嘟嘟嘟……

为了后代们不再受伤害

2001年的时候，我六十多岁的父亲感觉腰椎很痛，几乎直不起腰来。在番禺的医院照彩色CT、做核磁共振等检测后，医生都说是骨癌，又通过熟人转到广州市里的一家医院，据说那家医院在这方面是很权威的，那个熟人跟院长关系很好。在那里又做了一通检测，在三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医生的共同诊断下，仍然确定为骨癌，并且说是晚期，说如果不做手术，就只能维持三个月，如果做手术，也可能只能延长生命半年，而做手术还有可能当场就死掉，尽管这种概率很低，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当然，手术费及其他各种费用是不菲的。医生要我们做决定。听他们那意思，好像做手术意义不大，还不如不做。这表面上是为病人和家属着想，但实际上还有另外的原因。因为我们是通过院长的关系进来的，他们怕万一有什么差池得罪了院长，能不做最好不做，反正像他们那种医院尤其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根本就不担心没手术做。而且他们也不好收我们的红包。后来的事实恰恰应验了他们的担心。

当时我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我妹妹的情况稍好一些。但钱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医生说的手术后果让人左右为难。按说不做手术的选择稍好一点，但却总让人觉得没尽力，有不孝之嫌。当时我父亲都已经察觉到了（这也许怪我们太不会表演了），说不做手术了，坚持要回家。那时我们兄妹俩真是经历了最痛苦的心理煎熬。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做手术。

临做手术前，医护人员拿着手术责任书要我签字，我看着那责任书上的那些条款，几乎都是为医院推卸责任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你们难道没有一个手术方案给我们的吗？”医生说：我们已经研究过手术方案了，我们都很清楚了，不需要再把它写出来，再说给你看你也看不懂啊，何况这也涉及一个技术秘密的问题，而且你到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心里想，我是看不懂，但是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看得懂啊，你不给我一个证据，万一出了医疗事故，我拿什么去打官司啊？其实我倒并不是真的是为自己打官司考虑，我主要是对这种现象不满，觉得这不合理。但是由于是熟人介绍进这家医院的，我不便坚持，那样好像我故意刁难他们似的，谁敢在手术前得罪医生啊？何况这会儿都准备得差不多了，难道我说不做手术了？难道还临时转院？这对父亲的心理也会有很大不良影响啊。何况她说的也是事实，各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只好很不情愿地签了字。

手术时，我们在手术室外心情沉重地等着。其实我并不担心手术的成功与否，我当时还是比较相信他们的水平的。我们心情沉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即使手术成功也只能延长生命半年”这个令人悲观的结论。

过了没多久，医生出来了，我先是一惊，以为出现糟糕的意外情况了，否则医生不可能这么快就出来，之前就说了最少也得大半天时间。但是看到医生那个表情，虽然怪怪的，却不像是发生了糟糕的情况，一问，医生说：看样子不是癌症，初步判断是骨结核，但还要进一步检验，现在护士送样品去检验，如果真是骨结核，那倒好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是喜出望外，一方面，在我们的认知里面，癌症是最可怕的，既然不是癌症，那当然就好多了，另一方面，对骨结核我也略知一点，因为我母亲以前也得过。结核类病在目前已经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确定是骨结核。于是我们揪着的心彻底放下了。高兴之余，我又觉得很不是滋味，那么多次最先进的检测手段检测，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的诊断，居然把一个骨结核诊断成了骨癌晚期！尤其令我们感到后怕同时又庆幸的是，幸亏我们决定了给父亲做手术，否则就把父亲给害了，因为父亲的骨结核也是很严重的了，如果不做手术，发展下去那也是会要命的，那就真的是等死了，虽然可能不是之前医生说的三个月，但也不会很久。而且，那样死了，还不知道真相，还真的以为就是癌症呢，顶多只是觉得医生在时间的判断上有误差。有多少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死掉了呢？

既然判定了是骨结核了，当然就按骨结核进行手术、治疗了。医生说骨结核很容易治疗，他们医院也能做。这会儿也不可能转院啊，人在里面开着口子等着呢。过了一会，医生又出来跟我们说，由于父亲的腰椎骨烂得很厉害，必须要打四根钢钉，一颗钢钉就要七千元钱。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行情，无从了解，完全凭他们说，他就是说七万元一颗我们也没办法。我说你能不能拿个样品给我们看看？他说不行，这东西在库房里存放着，不能随便拿出来，只有你们决定了要，签了字，我们才能去取货。问他们要图片都没有！可是父亲就躺在里面，背后划开一个大口子，在等着我的决定，我能怎样？

手术后过了几天拆了线，医生说可以回家静养，于是我们就接父亲回家了。然而，没过两天，我竟然发现父亲的手术刀口上穿了一个一厘米大小的孔，都可以看见里面的骨头！于是赶紧又送去那家医院。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作了一下处理，又开了些药，让我们回去了。过了两天，我发现情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那孔更扩大了。我彻底对那家医院失望了。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我在去那家医院的路上好像看到过一个楼房挂着“结核病研究所”的牌子，想必那里也可以治疗吧，如果可以治疗，肯定要比那家医院强，毕竟是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再说到了这地步，也只有去那里试一试了。于是就送父亲去到那个结核病研究所。那里的医生一看父亲的病历上开的药，就说那些药根本不对，于是另外开了一些药，至于还做了什么处理，我现在忘了，总之没费什么功夫，花的钱也不多。第二天就见效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彻底愈合了，直到现在十多年了都没再复发。

我后来想，那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想必应该不是象方鸿渐那样的冒牌货吧？毕竟外科手术这行当不是可以随便混饭吃的。美国的医疗水平和教学质量应该是没得说的，他们能拿到博士文凭，应该是达到了那个水平的。想必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否则不可能拿到博士文凭啊。而且也从来没听说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美国要是发生这样的事，那肯定得闹翻天了，官司打得惊天动地，钱赔得一塌糊涂，媒体（尤其是CCTV）报道得不亦乐乎。那么，为什么这三个博士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就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呢？这不是制度的原因是什么？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我这还是熟人找到院长给安排的呢，那熟人是个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跟院长很有交情的。要是没有关系的普通人、穷苦人，又会是怎样呢？

也正因为有那层关系，我们也不好去医院找他们理论，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好在父亲终归是病治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但那种心理上的折磨、压抑，久久难忘，难以释怀。

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我就对医疗行业的人有仇恨、有成见。医疗行业的不合理现象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中国哪个行业、领域不黑？正如王朔说的，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互害型社会，你在这方面害我，我在那方面害你，谁都是受害者。

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我们一家曾经遭受了太多的伤害，相比之下，这点事根本算不了什么。而那么多的伤害事件，很多都已经无法去追究具体的施害人，追究也没有多大意义。像我父亲跟郴州税务局的官司，我就一直都没怎么去帮父亲打。当我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制度的原因造成的时候，我觉得不反对它不行，这不是为了解决以前的恩怨，而是为了以后不再受伤害，尤其是为了我的后代们不再受到伤害。

齐家贞读后感

幾年前，我女兒回重慶探親，感冒了咳嗽很厲害。她電話我花了二百多塊錢還是不好，非常難受。我叫她電話我的初中同學，一位退休的兒科醫生。我同學7塊錢的藥，治愈了女兒的感冒。

        我高中同學的兒子得了肺結核，去大醫院說要住院治療什麼十萬元十幾萬元什麼的，結果我這位初中同學，花了不到一千塊，她兒子的肺結核治好了。

        我二弟去年胃痛，一進門診，二話不說就叫住院，沒有病床睡在過道上，7月的重慶的毒日頭擠在醫院過道裡，又悶又臭，沒病的人也會憋出病。剛住院就吊液，一天到晚不歇氣。接著做了一通化驗、CT黑白彩色全身上下查了又查，“希望是有的”吊住你的胃口，像魚鉤釣住你跟著醫生轉。門診折騰夠了，錢收斂夠了，再送去下一道環節，弟弟上了手術台，割掉3/4的胃，還說現在要化驗，沒弄清楚包塊是良性還是癌（其實做胃鏡之初，已告知對包塊做過合解）。面對鳩形鵠面離死不遠了的病人，手術醫生還建議他去化療，殺死癌細胞散兵游勇，你有多大多大成活的希望。當然，如果我弟弟做了化療，下一步的流水作業便是放療，“這是最後的希望所在了“！醫生活宰癌症病人，從來得心應手心狠手毒，他不需負責，”得的是癌症，你想怎麼著？“

        醫院收價，那是見風漲，從開始的幾千元漲到幾萬元，漲到十幾二十萬元，全憑他們一句話。如果我弟弟不是被我以斷交制止，如果他手術之後不立即出院，花錢失控不說，醫生一步一步送他去死，看來，這是他們的醫療目標。

        醫生利用病人求生及家屬救命的心理，給他們不絕如縷的希望，指引他們從門診的過度檢查，到推進刀房手術，到神奇無比的化療，到只有放療一途可以救你了。至於，化療放療的醫療手段適合不適該病人，各種數據允許不允許做，病人的死活等等，這不醫生的考量，他們考量的是，那根讓病人通向死亡的利益鏈條通順無阻，齊心協力上環扣下環，只為一個字——“錢”。

        醫生不是醫生，而是醫死。

        現在我弟弟吃中藥，還活著。中醫說，你如果不住院開刀，情況會好得多。

        醫院的醫生護士工作人員已經完全突破做人的底線。

        既令人心焦，又令人憤怒。

        一言難盡。

                                                                齊家貞

关于医疗问题的辩论

        昨天我发了一篇《医生都累瘫了，那病人呢？》的帖子，结果有做医生的出来发表不同看法，于是我们辩论了一通。在这里我先把辩论过程中我的观点大致说一下。
        人非机器，机器运转时间长了都会发生故障，而人是更容易疲劳的，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思维、判断能力、记忆力、视力、肢体反应能力等都会大大下降。医生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给病人做手术，无异于司机疲劳驾驶，也是很危险的。
        我曾见过不少医生炫耀自己做手术的时间最长是多少多少，相互攀比。当然，作为医生，他可以以此为荣、炫耀，但是，作为医院、医疗管理机构，应该有一种制度上的保障，避免因医生过于疲劳导致手术失败、质量下降的事情发生，至少对于大型、复杂的手术应该要求有应急方案，有后备医生，有完善的交接方式，即使不强制要求医生在多长时间后必须换岗，也应该在一定时间后让后备医生到场，如果当班医生表示仍能坚持、能够保证手术质量，那么也可以不换岗，毕竟由一个医生连续做下来效果会更好（在他能够能够保证手术质量的情况下）、责任也更清晰，但后备医生应该在场监督手术情况、随时准备替换。如果没有这些保障措施，万一手术医生突然倒下了，怎么办？难道临时再去找医生来接替？
        你可以说你每次手术都挺下来了，都成功了，但那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种侥幸。中国发生那么多医疗事故，谁又能说得清没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在当今的体制下，很多事情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真相。
        国内的医院之所以没有像我说的那样做，除了不想增加病人的医疗成本以外（如果太贵了病人和家属可能就放弃治疗了），也有医生自身利益上的原因，因为如果一个手术有其他医生介入，自己的收入就会减少。而这种心态的形成，又是当今社会的各种制度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造成的。收红包、滥开药等等现象都是这种体制下的畸形产物。当他人的生命不是被当成第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什么邪恶的东西都会滋生出来。
        我承认我对医疗技术不懂，但对于医疗行业的管理，我相信我时有独到的看法的。其实各行各业的管理方法有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可以借鉴的。现代管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性化，以人为本，它不仅仅是指对顾客的人性化，也包括对企业员工的人性化。人性化首先是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再就是根据人的身体、生理特性制定相应的制度措施，使得员工在身体、精神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发挥最大效能、保障工作任务高质量地完成。人性化绝不是用金钱去刺激人的潜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