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公信的建立及民间组织建设

本人发表《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公信的建立及民间组织建设》一文后，得到很多朋友认同、转发，在此表示感谢。由于该文是赶着在为郭飞雄受到不人道待遇参与24小时绝食接力前发表，有些话没有说透，以致有些朋友对其中的一些内容不理解、不认同，有必要作进一步阐述。

不认同的朋友主要是针对文中关于民间组织应遵循的原则中“不实施和鼓动任何武装暴力活动和游行示威活动”这句话。

实际上这句话蕴藏了“政客不动武”这个政治规则。

民主体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军队国家化”，我们在宣传民主理念的时候也经常提到这个内容。然而，军队国家化只能是在民主体制建立起来后才能实现的，在国家转型期间，民主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也就谈不上由民主体制对军队进行有效的控制，也就是还不能真正实现“军队国家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是要求军人不干预政治，这样才能确保在转型期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使政治活动能够正常地进行。既然军人不能干预政治，那么相应地，政客也不能动武。动武了就不是搞政治了，那就是搞斗争、搞革命，是要推翻执政当局，而任何执政当局当然都不会让别人来推翻自己，因而对于有从事武装暴力活动或有这种倾向的人，当局就不会相信他会老老实实地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在信奉“兵不厌诈”的中国。不仅执政当局不相信，其他人和组织也不会相信，那你就没法玩了。

所以，“军人不干政，政客不动武”，这是基本的政治规则。

文明社会靠的就是规则。做政客也是一种职业，任何职业都有它的职业规则。要想玩政治，就必须遵守政治规则。这里说的政客不光是指担任了政府职务的人，也包括在民间政治组织中担任职务的人、准备竞选政府职务的人和以民间代表身份与政府谈判的人。

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就是违反了政治游戏规则，因为他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就是一名政客，政客就应该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不能用军事手段。不管宋教仁是谁派人刺杀的，那都只是一个刑事案件，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法律途径属于政治手段里的一种。当然也可以直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即以此作为政治谈判的条件。可是把刑事问题军事化，就把事情搞乱了。你今天以这个事情为借口来动武，明天别人也就会拿其他的事情作为借口来动武。借口是很容易找的，没有现成的也很容易制造一个，这样动不动就武力相向，这世界就没法走向正常化。卢沟桥事件就是日军借口说一个日本兵失踪了而发起军事行动的。这种低劣的把戏今时今日就不要再用了。

我在《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公信的建立及民间组织建设》文中说：“所有准备参政议政的组织为了维护一个能让组织生存的环境，必须做出牺牲，放弃这个权利”，也就是说，要参与政治，是要付出一些牺牲的。牺牲并不只是指在斗争中失去生命、自由、财产，也包括放弃一些权利、作出让步。这种牺牲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不能作出这种牺牲，又怎能为大众谋福祉？

我在2012年被秘密关押期间思考了“报仇”这个问题。中国人经常说“我们要为某某报仇！”尤其是中共的洗脑影视作品中这样的情节很多。怎么才算是报仇呢？如果说把杀死亲人、同伴的人杀死了就算是报仇了，那么对方又同样会杀回来，这样杀来杀去就没个完，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认识到，不管对方是什么原因杀死了我们的亲人、同伴，首先是这个社会不合理、不正常，它没能让人们相亲相爱、和睦相处。那么我们应该更着重于解决社会的不合理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消除社会的矛盾、避免人们相互残杀的悲剧（当然这只能是随着解决程度的递进而不断减少）。社会不合理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必然不断发生相互残杀的悲剧，仇永远都报不完。那么，要解决社会的不合理问题，就不能简单地用武力对杀的方式。

宋教仁被刺杀临死前没有要同仁为他报仇，而是要大家为议会民主事业继续努力。这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胸怀和智慧。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拿什么来告慰这位为民主事业献出生命的先驱呢？难道我们去到他的墓前宣誓“我们要为你报仇”吗？

有的人说：我才不会声明不搞暴力和游行示威活动，我也不在乎什么政治公信力，我就是要用武力推翻这个政府。你要这样做，我不会拦着你，如果中共都拦不住你，我去拦你干嘛？我只是提醒一句：如果你真的搞成功了，到时候别忘了把权力交还给人民，别又搞什么独裁，也别想着做第一届总统。不过，叫得凶的人往往做事不行，也就图个口爽，或者是钓鱼的。

还有人声言中共垮台后要把国保就地处置，要杀五毛全家，等等。这些言论，我看只有一个作用是肯定能起到的，那就是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因为这样的人让人难以相信他会遵守政治规则。当然，对于这些人来说，死都不怕，牺牲掉政治前途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我是早就放弃了政治前途的，我早就公开声明永不参选政府行政长官职务。不过我不是因为要去搞暴力活动什么的，我是觉得，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我有很多方式去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

华盛顿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有一件事做得并不妥当，就是作为独立战争中军队最高统帅的他，在独立战争结束后担任了第一届总统。尽管这在当时是众望所归，尽管这对美国没有造成不良后果，但这给其他国家的军队统帅留下了一个可以效仿的理由，而其他人这样做的后果会怎样这是很难说的。如果华盛顿没有这样做，那么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也许就不会以承诺让袁世凯当第一届总统为条件来跟他谈判，而是用其他的条件来许诺。而且包括连孙中山在内的所有参与过武装活动的人也都不能担任第一届总统，那样的话结局可能就会好很多。

我们当然不能责怪华盛顿，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让这种理念普及到大众，在未来国家转型的时候，不要再因为军人当第一届总统的事而出现波折。

美国后来规定了达到一定职位的军人在退役若干年内不得参政，就是为了防止刚退役的军人利用其在军队中尚未消退的影响力干预政治。这其实也是对华盛顿当第一届总统的一种批评。

中国人喜欢说“政治是肮脏的”，并且对政客这个词没有好感，这一来是因为中共的故意污名化，二来也是中国的专制官场上从来都不遵守政治规则、没有政治公信力而导致的。中国文化里的“兵不厌诈”、“无奸不商”、“宁可我负天下、不可天下负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陈腐糟粕也使中国的政治陷入泥潭。中国人要想建立政治公信力，确实要比西方国家的人动更多的脑筋、想更多的办法，包括作出更大的牺牲。

关于执政当局的转型诚意问题，我认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统治者真的是想向民主转型，因为担心改革过程中爆发革命，为了维护政局稳定而抓政治犯，那么至少要保障政治犯在狱中的待遇。让政治犯在狱中遭受不人道的摧残，不可能让人相信当权者会向民主转型，反而会更加激发革命。有人说改善政治犯的待遇会过早暴露转型意图，使得顽固派狗急跳墙、孤注一掷。我认为这个说法不成立。这个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我就不说了，有兴趣就去翻我的脸书或谷歌博客，方法我早就提出来了的。

人生的旅途虽然漫长，但关键的地方是要紧跑几步才能赶上那班车的。赶上了那班车，后面的旅途就会更顺利。社会转型也是一样。中国已经错过了一百年前的那班车，还会再错过即将到来的这一班车吗？

               2016.5.29